確診腎衰竭那天，顧霆琛在病房裏握緊我的手，紅着眼眶問我怕不怕。 我說不怕，有我在，你不會有事。 我是他的妻子，從六歲就認識他，愛他就像愛自己的生命。 所以當配型成功的那一刻，我沒有猶豫，自願把一顆腎給他。 我以爲這就夠了。 可我沒想到，從那天起，他開始變了。 他反覆問我“你還願意嗎”，我說了三十六遍願意，他一遍都沒有信過。 他開始失眠，開始做噩夢，夢見我在手術室門口轉身跑掉。 然後，他在我的牛奶裏下了藥。 醒來時，我在郊區一棟別墅裏。 窗戶被釘死，門從外面鎖着。 他坐在牀邊，眼神裏有愧疚，但更多的是瘋狂：“念念，我只是想確保手術能順利進行。” 我解釋，我分析，我告訴他囚禁會讓我的身體狀況變差，會影響手術。 他不聽。 我保證，我發誓，我說我本來就願意，不用關着我。 他不信。 他只覺得我在騙他，在想方設法逃跑。 他不知道的是——那份自願捐贈同意書，我早就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