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秦泣私奔的第五年，我27歲，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 決定要走那天，電視上正報道着秦氏總裁爲他的小祕書慶祝生日，耗資四億港幣讓維多利亞港綻放了整整一夜的煙花。 漫天煙火下，我大把地吞着藥片，一遍又一遍地給他打電話。 卻只有拒接。 我數着次數，我想，就打27個吧，總要告訴他一聲的—— 他的歲歲陪不了他歲歲年年了。 可一直到第26通電話，他依舊沒有接聽。 鬼使神差，最後一通電話，我沒有再堅持撥給他，而是打給了五年沒有聯繫的父母。 那頭幾乎秒接。 我盡力保持着正常的聲音，訴說着這幾年當闊太太的日子，媽媽在爲我高興，還有爸爸，他說家裏的大黃狗生了小狗，問我甚麼回家看看。 可我已經吃了好多藥，回不了家了。 正要掛斷的時候，媽媽忽然叫住我，聲音哽咽：“歲歲，累的話就睡吧，爸爸媽媽去接你回家。” 爸爸媽媽一輩子沒出過村子。 唯一一次見識大城市的繁華是爲了帶我的骨灰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