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死人。 他爲了和白月光雙宿雙棲，用一場假死污衊外婆殺夫。 外婆被關進監獄二十年，外公帶着外婆的嫁妝和那個女人逃去了香港。 一個成了大律師，在法庭上說正義。 一個成了慈善家，在閃光燈下談慈悲。 外婆則在牢裏生下了媽媽，一輩子揹着殺人犯的罪名。 媽媽靠百家飯長大，她沒有上過一天學，磨破了雙手也供我讀完大學。 兩代人，爛了兩雙手，把我一步步舉出大山。 五十年後。 我已經是港區最高院的常任法官。 坐在法官席上，面前是五個涉嫌謀殺案的少年。 前四個鐵證如山。 第五個男生，現場只有他的半截指紋，而且他有完美的時間證人，連警方都表示他嫌疑最小，謀殺罪名不成立。 我翻看他的資料。 家屬信息那一欄，霍禮韜，是我的外公。 看着他相似的眉眼。 在律師申請無罪當庭釋放時， 我輕輕敲下法槌。 “本席決定，駁回被告無罪申請，本席建議律政司以故意殺人罪正式起訴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