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有兩本相冊。 哥哥那本從出生拍到十六歲，每頁都有日期和手寫備註。 我的那本只有七張照片，全是在醫院拍的。 六個月打卡驗血型，一歲做HLA基因檢測，三歲第一次骨穿。 每張照片背面都寫着同一句話： “與大寶匹配度99.8%。” 十五歲那年做完骨髓移植，我在病牀上躺了五天。 哥哥康復出院時，爸媽在客廳掛了橫幅： “歡迎寶貝回家。” 我還在醫院打退燒針，沒人接我。 我自己打車回去的。 進門看見哥哥靠在沙發上喫車厘子，媽媽給他剝蝦。 我說我還有點暈。 爸爸頭也不抬：“年輕人恢復快，別矯情。” 那天晚上我翻到了媽媽的日記本。 第一頁，日期是我出生前兩年。 上面只有一句話： “醫生說最好再生一個，自體家庭供者成功率最高。” 後面每一頁都在記錄哥哥的病情，而我的存在只出現在“供體”一欄。 十五年了，原來我不是兒子，而是處方箋上的一味藥。 既然藥到病除，那這味藥，也該從藥櫃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