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嚴重哮喘發作瀕臨窒息時，男友周珩正一腳踩碎我的寫字板，冷眼看我掙扎。 “醫生說了，瀕死狀態能激發潛能，說不定能治好她的失語症。” 林夏將急救藥高高舉起，笑得輕描淡寫， “對吧，阿珩？” 周珩冷漠地按住我拼命比劃求救的手： “夏夏說得對。喊一句我的名字，藥就給你。” 我因缺氧面龐紫紺，喉管擠出嘶音，眼淚失控。 他卻心疼地偏頭替林夏揉肩： “舉這麼高，手痠了吧？” 窒息感逐漸剝奪了我的意識，過往的折磨瞬間浮現在我腦海。 這並非第一次了。 他們總以“脫敏治療”爲由肆意施虐： 將我踹進冬日冰湖觀賞我休克； 在飯菜混入過敏原看我抓爛脖頸； 甚至在暴雨夜將我丟進荒墳，說極致的恐懼定能逼啞巴尖叫。 我每一次小丑般的無聲瀕死，不過是他們調情時的餘興節目。 肺部最後一絲空氣被徹底榨乾。 視野逐漸暗下，我看着那兩張交疊的笑臉，死撐多年的執念突然散了。 深秋的風很冷，但我知道，從今往後，我再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我能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