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臨從來不叫我的名字。 結婚四年，他喊我“喂”、“你”、“那個誰”，唯獨不叫沈幼微。 因爲在他心裏，他的妻子叫沈幼棠。 幼棠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姐，訂婚宴前夜翻牆跑了，留下一封信說此生不回頭。 父親把我從後廚叫出來，扒掉我的圍裙，套上姐姐的裙子。 “你本來就是備用的，別哭了。” 周臨沒有拆穿，也沒有碰我。 四年裏我替他管賬、擋債、熬中藥。 他病發那次，我跪在手術室門口簽了十一張同意書。 最後一張是骨髓配型。 術後我貧血嚴重需要休養，他連病房都沒來看過一次。 直到上週沈幼棠回來了，坐着輪椅，臉色蠟黃。 周臨的眼眶紅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他把一個檔案袋扔在我牀頭。 裏面是一份捐髓捐獻單和一張單程機票。 “你現在的一切原本都是她的。她回來了，這些東西得還給她。” 我沉默了許久，還沒說話，他又開了口： “幼棠也需要骨髓移植。你既然配型成功過，就再做一次。” 看着他冷漠的眉眼，我心口刺痛。 他大概忘了，我這具早已徹底枯竭的身體，根本下不來第二次手術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