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替頂級家族處理過上百起跨境信託糾紛。 經手的資產，夠買下半座華爾街。 三十五歲過勞死後，我成了傅家最小的兒子。 這次我很清醒。 學不會商戰，就不用接班。 我故意掛科，拒絕實習，每天只研究怎麼買東西最貴。 爸爸氣得把我塞進家族辦公室，安排了一個閒職。 蓋章。 我每天上班十分鐘，月底領六位數工資。 哥哥怕我無聊，還給我買了一套紅寶石印章。 我摸着紅寶石手柄，覺得上輩子白活了。 直到爸爸突發腦出血，二叔突然帶人接管集團。 他拿出一份境外信託文件，宣佈我們一家已被永久剝奪受益權。 哥哥請來的律師看完，臉色慘白。 二叔坐上爸爸的位置，把我的工資卡折成兩半。 “養了你們這麼多年，該滾了。” 堂姐攔住哥哥，笑着晃了晃醫院的繳費單。 “留下來哄我高興，你爸的呼吸機就不斷。” 媽媽哭着求她，我卻看着文件上的信託名稱，慢慢坐直。 這個架構，是我上輩子設計的。 當年客戶嫌貴，有一條最重要的風險提示，他沒付錢聽。 堂姐伸手來拽我。 我把那枚紅寶石印章扣在桌上。 “等一下。” “把這份文件的第十七頁，翻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