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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我蹲在勞務市場的馬路牙子上。
旁邊是一排等着找活幹的焊工、電工、水暖工。
我穿着那身洗得發白的工裝，把焊槍從帆布包裏掏出來，擦了一遍又一遍。
“師傅，甚麼級別？”一個包工頭走過來。
“八級。”
包工頭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笑了：“八級？八級能蹲這？八級的都在廠裏當大爺呢！”
說完，他扭頭就走。
我看着水泥地，沒解釋。
第五天，一個穿着舊工裝的年輕人小跑過來，蹲在我面前：“師傅，可找着您了！”
我抬眼一看，是王小雷，我當年帶過的徒弟，幹了三年就辭職了，說是回老家辦廠。
“小雷？你咋來了？”
王小雷眼眶紅了：“師傅，我那個廠快完蛋了！”
“我接了批德國的活兒，焊了八批全不合格，賠了三十多萬了！”
“再交不出貨，廠就沒了！”
“師傅，我求求您，您得救救我啊！”
我沉默了幾秒，站起來：“走，看看去。”
王小雷的廠在五十公里外的鎮上，叫紅旗壓力容器廠。
說是廠，其實就是個大院子，一間廠房，一臺1970年代的直流焊機，十五個工人。
賬上沒錢，欠着電費，桌子上壓着德國人發來的最後通牒。
我在車間裏轉了一圈，摸了摸那臺老焊機的把線，看了看堆在角落的廢品。
焊縫歪歪扭扭，氣孔夾渣滿目瘡痍。
我把圖紙攤在工作臺上看了兩個鐘頭。
“這批管子是16MnDR低溫鋼，要求零下四十度衝擊韌性。”
“焊條型號不對，電流參數全是錯的。”
“把焊條換了，工藝按我的來，今晚試焊。”
那天夜裏，我在廢鋼板上試了十二種工藝組合。
電流從八十安調到一百三十安，焊接速度從每分鐘五厘米調到十五厘米。
凌晨三點，終於找到了最佳參數。
但德國人的管道要求苛刻。
壁厚十二毫米，單面焊雙面成形，背面不得高於一點五毫米。
更麻煩的是，這批管子要安裝在狹窄的溝槽裏，很多焊口的位置肉眼根本看不到背面。
王小雷找來的幾個焊工試了兩天，沒有一個能焊出合格的背面成形。
“師傅，要不買自動焊機？”王小雷試探着問。
我沒接話，從工具箱裏掏出一塊巴掌大的鏡子，用磁鐵固定在管壁上。
左手握住焊槍，右手捏着焊絲，眼睛盯着鏡子裏的鏡像。
王小雷倒吸一口涼氣，“鏡面焊？！在鏡子裏看着背面，手要反着動，全國能做的不超過十個人！”
我引弧了，電弧在鏡子裏的影像上下跳動，左手跟着鏡像反向移動，右手勻速送絲。
熔池在背面均勻鋪開，像一條緩慢爬行的蠶。
一道根焊打完，王小雷趴下去看背面，聲音發抖：“師傅，魚鱗紋！均勻細密！”
我沒停，填充層我用的是獨家電流配方——比常規低十五安培，配合鋸齒形擺動。
蓋面層再把電流調低五安，擺動幅度縮小到兩毫米。
第二天，德方監理帶着便攜式X光機來了。
第三天，拍片、洗片、觀片，監理一言不發。
片子插上觀片燈的那一刻，監理的眼睛瞪大了，用蹩腳的中文喊道：“一級片，百分之百合格！”
“我從事管道檢測二十二年，第一次在中國鄉鎮工廠看到這種質量！”
他當場撥通了德國總部的電話。
十分鐘後，追加三年長期合同的傳真件發到了紅旗廠。
王小雷拿着傳真件手在抖。
院子裏十五個工人抱成一團，又哭又笑。
我蹲在車間門口點了一根菸，眯着眼看遠處麥田裏的晚霞，焊槍還在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