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頂尖醫學實驗室總負責人，終審會上，所有人都等着我最後點頭。 副主任滔滔不絕說這份研究報告的數據有多紮實。 我卻毫無興趣，盯着端正站在我面前，等待結果的年輕人。 看見這張熟悉的臉，右手骨頭被踩碎的悶痛感，又順着血液爬了上來。 二十年前，我熬了數月通宵做出最核心的靶向藥數據。 卻被我發小周遠山聯手相戀三年的女友反咬抄襲，將研究成果賤賣一百萬。 他們結了婚，開了幾家藥房，日子過得無比滋潤。 而我揹着抄襲的黑鍋被全行業封殺，被人打斷兩根手指，在海外黑診所拿命縫了整整十年傷口。 褪了層皮才坐到今天這把椅子上。 年輕人見我遲疑，急切地問，“我的進修名額，可以通過嗎？” “我爸出了嚴重車禍，現在躺在icu裏，家裏變賣了所有資產，就等着我進實驗室拿安家費救命......” 我盯着政審表家庭關係那欄。 父親：周遠山 母親：林曉月 我笑了，“你的履歷確實很優秀，但是——” “我不要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