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晚期，女友爲我搶到極稀缺的新藥名額時，我以爲自己能活。 直到簽字前夜，我隔着門板聽到她與同事的爭執。 “名額轉給裴硯辭的兒子吧，材料我來改。” “改數據是要吊執照的，你瘋了？” 楚雲舒聲音嘶啞： “裴叔當年替我母親擋過債，人沒了，我得還恩。” “那祈安呢？他閉着眼都能背出入組標準，你騙得了他？” “還有別的保守方案”，她停頓良久，“他一向理性，會體諒的。” 我確實理性。 理性到早就把自己的片子看了無數遍。 三處轉移，除了這款新藥，任何方案都只是安慰劑。 第二天她拿着文件進來，笑得比哭還難看。 “祈安，入組標準臨時改了，你......不符合。” “我再找找海外的名額。” 我沒有拆穿這拙劣的謊言。 “辛苦了。”我接過筆，平靜地簽下名字，“門帶上，謝謝。” 她身形一僵，眼底滿是無處躲藏的愧疚。 最終她甚麼也沒說，像個狼狽的逃兵般倉皇關門。 她走後，我撥通一個號碼： “上次談的生前告別會，場地檔期還空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