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給心外科主任周聿白後，我生病想讓他陪，必須先過疼痛評級。 三級以下，不許打擾他，五級以上，可以打電話，到了八級，他纔會來。 “醫療資源有限，你是醫生家屬，更該懂事。” 結婚四年，我連意外流產疼得渾身發抖時，也只敢給他發一句： “今天好像到七級了。” 他隔了六小時回覆： “主觀感受不能作爲判斷標準。” 甚至結婚紀念日，我急性闌尾炎被同事送進他任職的醫院。 護士替我打電話，他也說正在會診，不能走。 可推進手術室前，我看見他蹲在走廊盡頭，託着實習生泛紅的腳踝。 女孩掉着眼淚： “其實也沒那麼疼，你是不是小題大做了？” 周聿白替她擦掉眼淚。 “你覺得疼，就已經很嚴重了。”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他的疼痛評級只是我不配擁有他私人綠色通道的藉口。 我終於決定放過自己，也放過這位永遠缺席的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