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後的第三年，丈夫爲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舉辦了一場康復宴。 宴會上，他把一枚象徵新生的紀念章，親手戴在林妍胸前。 所有人都知道，他病危時，我明明通過了活體肝移植配型，卻在手術前一夜捲走治療費，留下離婚書逃了。 是林妍四處籌錢，替他等來新的供體，又在他昏迷的半年裏寸步不離。 丈夫語氣平靜。 “有些人只適合共富貴，真正到了生死關頭，纔看得出她是甚麼東西。” 我站在宴會廳前，低頭看向自己腰間那道半透明的手術切口。 那場移植手術，我從來沒有逃。 手術前，主治醫生告訴我，丈夫的情況比預計更加危險，原定的切除比例無法救他。 如果繼續，我可能再也醒不過來。 我還是在風險同意書上籤了字。 康復宴進行到捐贈紀念環節時，醫院檔案室寄來了一隻封存三年的盒子。 丈夫以爲裏面裝着匿名供體的資料，親手將儲存卡插進播放設備。 屏幕上出現的是我進入手術室前留下的倫理見證錄像。 鏡頭裏的我臉色蒼白，卻笑着將婚戒放進托盤。 “如果我們只能活一個，讓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