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說家裏破產那年，我剛收到京大的錄取通知書。 媽媽紅着眼求我：“家裏只供得起一個，妹妹還小。” 我把通知書壓進箱底，進了電子廠，每個月往家裏寄四千。妹妹想學鋼琴，我又多接了一份夜班。 第三年冬天，我咳出了血，卻先打電話問妹妹的學費夠不夠。 電話那頭很吵鬧，媽媽匆匆說：“夠，你再堅持堅持。” 掛了電話，我纔去診所。醫生說是重症肺炎，要先交兩千押金。 可這個月的工資剛寄回家，我兜裏只剩八十三塊。 回到出租屋，偏偏又欠費停了電。 零下九度，我裹着三件廠服，咳了一夜的血。 天快亮時，我打給妹妹，她只說了句“又要錢？”就掛了。 死後我才知道，那通電話裏的熱鬧，是我家公司的上市慶功宴。 所謂破產，只是爸媽設計的一場“孝心測試”。妹妹早就知道，拿我的血汗錢買名牌包。 月初，四千塊照常到賬，是我早就設好的自動轉賬。 爸爸在家族羣裏笑：“老大還是這麼準時。” 沒人知道，我已經在那張冰冷的牀上躺了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