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第五年，裴硯臣將一紙血契推到我面前。 窗外暮雪無聲，銅爐裏的藥煎得正沸。那張薄薄的紙壓在鎮尺下，邊角蓋着太醫院的朱印。 契書寫得清楚。 取我三寸脊髓，換給我的雙生姐姐謝明珠。 我若僥倖活下來，可能終身畏寒、雙腿失力；若運氣不好，便會血崩死在換髓臺上。 裴硯臣卻只將筆遞給我。 “風險沒有你想得那麼重。” 我看着他的手。 十年前，就是這雙手將我從燃燒的藥閣裏抱出來；五年前，也是這雙手握着我的手，一筆一畫教我寫下自己的名字。 那時我喉脈盡毀，說不出完整的話。 所有人都替我作主。 只有裴硯臣告訴我： “無憂，不願意的事便搖頭。” “哪怕逼你的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夫君，你也有資格說不。” 如今，教會我拒絕的人坐在對面，等着我親手簽下一份可能送命的血契。 我壓住發疼的喉嚨，艱難開口： “如果......我不願意呢？” 裴硯臣握着筆的手停住。 他的眼神有一瞬複雜，隨即被冷靜覆蓋。 “明珠的寒髓症撐不過這個冬天。” “你們是雙生姐妹，血脈最爲相近。換髓之後，你只是傷些元氣，她卻能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