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確診我懷孕那天，失蹤八年的姐姐提着行李站在了家屬院外。 她穿着一件時髦的紅色風衣，哭着撲進周硯山懷裏。 而我站在不遠處，手裏還攥着那張沒有來得及給他看的診斷書。 八年前，周硯山執行任務負傷，右腿幾乎殘廢。 原本與他訂婚的姐姐不願照顧一個廢人，在領證前一天留下一封信，跟着文工團的人去了南方。 周家不能在這個時候退婚。 爸媽便逼着我穿上姐姐留下的紅裙子，代替她嫁給了周硯山。 那時候，我已經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也有一個說好畢業後就結婚的戀人。 可父親將通知書撕碎，跪在我面前說： “你姐姐不懂事，你不能眼睜睜看着整個姜家被人戳脊梁骨。” 我留了下來。 周硯山站不起來，我每天替他按摩雙腿；他自暴自棄砸碎藥碗，我跪在地上一片片撿起來；爲了給他買進口藥，我白天在供銷社上班，晚上替人縫衣服。 八年後，他重新站了起來，也從一個前途盡毀的殘疾，成爲最有前途的研究員。 他曾當着所有人的面握住我的手，說這輩子絕不會辜負我。 姐姐回來後的第三天，他卻拿出了一份離婚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