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向唐鑑老師學習，曾國藩很快得到學習之法。事實上，曾國藩找老師，是爲了獲得生活和學習兩方面的技能，即“檢身之要，學習之法”。學習之法，曾國藩已參透領會，而今，需要頓悟的，是“檢身之要”。當時，唐鑑老師是這告訴曾國藩的：勤儉外化於表面就要“整齊嚴肅”；操守持度內化於內心，就必須“主一無適”。也就是說，外面的儀態要持重莊嚴，內心意旨上要專一而無雜念。
這點觀點，並非唐鑑首創，也不是其發明，而是領會朱程理學要旨而引用併發揮的。在此情況之下，當時的曾國藩深習朱程理學，對其思想和文風倍加推崇。在此情況之下，曾國藩對老師的點撥更覺得受寵若驚，認爲理學就是一門天下人接受的學問，自己也研習至今。唐鑑說到朱程理學的精要，曾國藩自然喜出望外。
“檢身之要”這一主體漸漸說到盡頭，曾國藩依然不滿意，他問老師：“今朝廷中誰最‘檢身’，最懂要裏？”唐鑑捋了捋鬍鬚道：“今日我看，只有倭仁是鴻才。”曾國藩聽唐鑑這麼一說，心中猛然一觸，道：“願聽其詳。”唐鑑又認真地講述了一遍倭仁的情況。原來，被唐鑑讚揚爲“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侵，一舉一動，坐作飲食，皆有禮記。或心或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
聽完之後，曾國藩心中一陣震動，認爲倭仁的確有學習之處。一段時間之後，他便拜倭仁爲師友。所謂“師友”，即是因當時曾國藩與倭仁同屬翰林院學士，他們都是唐鑑的學習，所以爲“友”；倭仁長曾國藩七歲，終日勤學苦練，形成一套自己的學習體系，很受人尊重。因此，曾國藩又拜倭仁爲“師”。後來，倭仁因學識豐富，能力出衆，爲帝師，擢部堂，授大學士都發生在同治年間。此時，曾國藩與倭仁同屬翰林院，又是學友，又是師徒關係。
倭仁是蒙古正紅旗人，烏齊格里氏，字艮峯，號艮齋。在歷史上，人們對倭仁的印象基本是頑固不化、一意孤行、因循守舊，等等。同治年間的“同文館之爭”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時，這位老人憤起抵抗洋務運動，拋出“看家法寶”，稱“立國之本，非技藝可一覽無餘，只有文章備至，精神昇華，才能實現道統的目標，才能實現萬民膏腴，萬代延續的局面。”他好旗幟鮮明地表示，重禮儀勝過講權謀，治國以德教而優於技藝，這纔是中國長治久安，獲得發展空間的重要條件。就今天看來，這種迂腐無能的思想只能被人嗤之以鼻，甚至爲人所不恥。就現實而論，這與其終生研習的理學知識不無關係。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曾國藩已是封疆重臣，併成爲“洋務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倆人出身同門，思想與立場如此懸殊，不得不讓人感慨“造物弄人”。
在曾國藩青年時代，理學功夫最堅定的實行者便是倭仁。他處處以理學爲自己政治、生活和治學的行爲標準。每日自朝至幕，倭仁都會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銘記心中，臨榻之前，會認真反思，總結，並有楷書一字一句地記錄下來，一絲不苟。他認爲，只有按理學的原則生活下來，人生才能閃現光輝，前途纔會無可限量。每三個月倭仁都會將自己的日記裝訂成冊，封存收藏。自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至道光二十二年（道光1842年）十月間，倭仁共裝訂成冊三十多部。
這一點，受到曾國藩的極力推崇，他曾在給自己的親屬寫信時，提出這一細節，表示自己刻苦學習倭仁，並要求親屬讀書者務必學習倭仁的治學精神，堅持用理學思想武裝自己，日日學日記，每天作反省。自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七月間，曾國藩在恩師唐鑑的推薦下，拜倭仁爲師，並日日勤勉，寫日記，寄書信，筆耕不輟，持續時間一年有餘。此時，以倭仁爲榜樣，並未對曾國藩一生治學“雷厲風行”的風格產生影響，甚至看不到此痕跡。但是，此時正是曾國藩醞釀學術風格時期。正是因爲筆耕不輟，纔有了後來潛心研習，並創造一代政治、軍事和學術神話的開始。
曾國藩最崇拜的學問“格物”，是一種高尚，學術價值高，甚至是實用性更明顯的學問。所謂“格物”，即是一種對現實事物產生“義理”上的解釋，並將心中存在的道理通過“言物”的方式表達出來。就此學術而論，屬理學之列。曾國藩認真研習，並尋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開拓一個時代的風格。在曾國藩的一生中，最偉大的老師便是唐鑑，但實踐學術和治學中，還有一個人對其產生巨大影響，他就是吳廷棟。曾國藩讚揚他是“格物”大師，對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能產生想法，並格之有物，竟僦其理，對其仰慕不言而喻。
吳廷棟，字彥甫，號竹如，安徽霍山人，比曾國藩長十一歲，可謂曾國藩的長輩。他一生篤信朱子理學，與唐鑑一道虔誠地追隨宋學派。吳廷棟與曾國藩交往期間，任刑部司官。吳廷棟精通醫術，曾國藩居翰林院不久，便染病在臥。此時，吳廷棟曾登門爲其看病，開方子。由於這一層關係，曾國藩與吳廷棟之間越來越親密，可謂“忘年之交”。
得到吳廷棟的真傳，曾國藩不斷學習，進步，併發揚“格物”之學的風格，拓寬其廣度，延伸其深度，並將“書”引用過來，與“格物”相結合，“格”出一種全新的學術風格。此時，曾國藩對漢學家們的“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之空疏”，加以貶斥，認爲漢學同樣可以與宋學交流，互通，並形成一套以“書”爲載體的“格物”學說，並對“實事求是”進行了重新解釋：所謂“事”即“物”；所謂“是”即“理”。漢家所言“實事求是”，今可理解爲“實物”求證一種“義理”。此時，曾國藩將漢學與宋學相結合之後的“格物”之學稱爲“格書”。在此情況之下，曾國藩終日研習漢學，並將漢學著作“格化”爲“義理”。這是一種突破，更是曾國藩古代學術造詣的彰顯。
當時，並非曾國藩“格書”，還有湖南道州人何紹基，湖南巴陵（今嶽州）人吳敏樹，廣西臨桂（今桂林）人朱琦，浙江仁和人邵懿辰，湖南長沙人湯鵬，等等。曾國藩認爲，這些人研習“格書”功底並不出衆，甚至認爲他們文薄質淺，寒酸尖刻，無可致用，過於呆板，無法實現“整齊嚴肅”的局面，認爲他們“乃用文章自束縛”。事實上，這些人過於重視文章，弱化了“格物”的真實意義。曾國藩還認爲，漢代的馬融、賈逵、杜子春、韓嬰等先祖聖人都無太大用處，更不必說就今日之淺薄之輩了。
這都說明，曾國藩傾向於潛心研習“格書”，並獲得他人無法獲得的成就，並將“檢身”作爲“格書”的重要部分，運用其中。這說明，曾國藩將形成一套自己的學術風格，併爲後人開啓一條心道路。就事實來看，這條讓他自己走完之後，再無法延續。
曾國藩一生追隨理學，皈依當時的理學大師，在他們的耳濡目染中，漸漸形成理學的理論框架，併產生自己的認識，爲弘揚儒家思想，發展理學經典，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這一點，在其修改和重新解釋的《大學》中窺見一斑。曾國藩認爲，自從秦始皇以來，儒家地位就開始蒸蒸日上，儒家思想儼然成爲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思想、學術核心”。因此，中國人一向倡導的“人本”思想也得到很好的體現。無論甚麼時代，無論哪個朝代，個人發展，甚至是國家發展都離不開道德品質，這爲儒家學派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到漢代，儒家更形成學術主總，甚至成爲國家思想寶庫，爲帝王修身，國家發展，人才培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財富。直到宋代程顥、程頤和朱熹出現，又讓儒學學理化，複雜化。此時，曾國藩參透《大學》要義，並做了全新解釋，並形成系統，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套理論環環相扣，做重新解釋。
曾國藩自己認爲，“格物”即達“致知”，所謂“實事求是”，便是這個道理；“誠意”是力行之事，“致知”的最直接結果應該是“誠意”，即有道德，正確的心態，和持之以恆的精神，不掩飾，不修飾，等等，才能達到治學、事業和生活的目標。“致知”順利通達，並接入“誠意”，便是“盡而不偏廢”，實現“下學”與“上達”的境界；“正心”，主要坐在“敬”上，凡“正心”者，皆有“敬”。敬知識，敬朋友，敬師長，敬親屬，等等。“身正不怕影子斜”，這是“正心”的初步跡象，真正的“正心”往往表現在人對外界的態度，對他人的心理，對事業、學習、生活等一切社會行爲的想法上。最終落在“敬”上，是萬物通行的規律，是社會關係順序的基礎；“修身”，表現在一個字上，那就是“靜”。當一個人能在萬種環境之下，始終“靜”，那修身就已達到一種境界。“正心”與“修身”之間存在一種必然的聯繫，即曾國藩認爲的，“靜”是“敬”的內屬物。兩者都是“格物”之後的產生，也是“格物”的對象。“正心”之“敬”，往往是專一，精湛，獨尊的表現。在此基礎之上，纔有“修身”的內容，才能實現“專一而心神通達”，不“蕪雜而有規律”。
“靜”可以讓人身體處於一種穩定，平靜中，進而長生，延年，自由。因此，曾國藩常常“靜坐”，尋找修身的方式，併爲自己的學術和事業、生活帶來理學理論的出發點。每日“靜坐半時，體驗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曾國藩重視“慎獨”，即獨處時保持自我高潔，勤奮勤勉的意思。曾國藩認爲，在沒人監督的情況下，個人很容易變得墮落、無知，甚至是貪婪，因此，他處處“省察”和“克治”。一個人能自我醒悟，往往表現在個人進步，發展和成功中。也就是說，“一念之妄，積妄而肆，而欺人之事成。”這就是所謂的“小人”；而“君子”則完全不同，即“懍其爲獨而生一念而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這說明，曾國藩認爲的，真誠的“省察”和“克治”是獨處的最高境界，是順應“天理”的心思和行爲。個人只有獨立於世界之上，才能真正形成一種對世界、生命、人生、知識和自然的體悟，才能“格”一切世間道理，“省察”並“克治”人生中躁而好動，明而不理，知而不悟，能而不用，間而不恆等情況。
爲了實現“修身”的目的，曾國藩爲自己設立了十二門課程，即“靜”、“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之所往”、“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這些，曾國藩都不遺餘力地貫徹下去。這些都是學問指導的，曾國藩有將實踐行爲轉化爲學問——增加了“寫日記”一項。自此，曾國藩的學術大師的地位獲得確立。自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臘月正式確立這十三項課程，到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1844年）春又自訂《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敬箴”、“謹言箴”、“有恆箴”。從此，曾國藩處處以這《五箴》爲座右銘，生活檢點，學術高潔，行爲嚴整。
“十三項課程”與“五箴”是曾國藩一生治學、生活和官場生涯的全部組成部分，以此來驚醒自己，鞭策進步，並獲得全方位的個人發展。由此可見，曾國藩的理學與漢學交通的局面漸漸形成，併爲他一生治學、生活和個人行爲帶來良性的發展空間，針對性極強。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月初開始寫日記，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舉一動都記錄在案。一天下來，曾國藩的“身過，心過，口過”一一記錄，自我反省。
平時，曾國藩喜串門高論，對朋友家的事情進行點評，甚至對女色也產生過非分之想，言行甚篤，恣意肆爲，且狂且劣，不禁讓人產生輕狂之感。此時，曾國藩每暮色近榻之前寫日記，對自己的行爲深入檢討，並認爲自己“真禽獸矣”。由於自己真心悔過，從前的毛病越來越收斂，就拿戒菸戒棋方面而論，曾國藩的理學大師身份便可窺見一斑。
自從踏上京城學途之後，曾國藩的煙癮就越來越大，曾多次戒菸。最後一次，是其開始寫日記時之事。一天，曾國藩悠然地點上一根菸，吞雲吐霧之間，頓感心神大快，一切思想都拋至九霄雲外，身體輕鬆，比宴席上的大魚大肉更享受；精神猶如登臨五嶽之頂，心曠神怡，就是神仙也不過如此。幾天下來，曾國藩的煙癮更大，比戒菸之前有增無減。晚上，曾國藩靜坐在堂中，認爲自己治學境界竟然被這一根小小的煙桿做迷惑，萎靡不振。於是，他認真地檢討：甚麼理學學者，甚麼治學嚴謹之徒，不過是個好煙嗜懶之人。
第二天，曾國藩喫過午飯，心中對煙的慾望再次膨脹起來。他拿起煙感杆在，打算抽菸。但轉念一想：自己的清譽和精神不能被這小小的煙桿毀了。於是，他雙手持着煙桿兩端，氣定神閒，若有所思，冥冥中迷上雙眼，然後一咬牙，狠狠地將煙桿擔在左膝蓋上，用力一折，煙桿瞬息兩段。曾國藩若無其事地將其扔到一邊，坐下，靜靜地喝茶。從此，他便將煙戒掉，從不沾邊。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月二十一日，他這樣記錄：“念每日昏錮，由於多吃煙，因立毀折菸袋，誓永不再吃煙。如再食言，明神殛之！”
曾國藩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就是下圍棋。每日必下，下則上癮，少則兩三盤，多則八九盤。這是腦力消耗極大的智商運動，不但讓人殫盡精力，更消耗時間，屬極不實用的腦力遊戲。此時，曾國藩已將煙戒掉，發現自己大量時花費的圍棋上，於是又打算自省自覺，將圍棋戒掉。開始，他就痛下決心，不染指半個棋子。但現實中，他依然對圍棋癡迷不解。於是，他退而求其次，打算每日可“觀戰”，不可“參戰”。即便這樣，曾國藩的圍棋興趣有增無減。每次“觀戰”，第一盤總是笑盈盈地觀察、思考，並不做聲，但時間一長，則開始手舞足蹈，出謀劃策，並左右“參戰”者的戰局。半天下來，免不了要“參戰”，並一發而不可收拾。
因此，曾國藩每次戒棋，之後又瘋狂下棋，成爲一種循環。曾國藩也不只一次地自我慨嘆：“人生如棋，我何嘗又不在下棋呢？”就是曾國藩去世之前，也有“圍棋二局”的記載。圍棋伴隨他一生，就是公務公差時，出外幸遊時，家事羈絆時，曾國藩依然以下棋排解憂悶，消磨時光，鍛鍊思維。曾國藩自己認爲，“嗜之若渴”，獨棋爲人生消遣，自由曠達之妙。因此，在無人對弈時，他甚至讓自己的夫人“披掛上陣”，過癮作樂。由於過於“迷戀”圍棋，曾國藩常常與一些“老朽舊朋”切磋，不問出路，不問身份，致使自己的棋藝每況愈下，甚至讓自己的工作，治學時間也被佔用。雖說下棋可“提升心智”，但也會讓人迷失方向。對曾國藩的“養心”標準是一大挑戰。曾國藩也認爲，“下棋“是自己”檢身“之學上最大的一個失敗。
在曾國藩的人生中，一欲即存，他欲併發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因此，曾國藩的“養心“事業還是成功的。更深入點說，他算是”養心“之功的特殊一位。所謂”養心“，即是曾國藩對理學的一種參透，即對“欲”的深刻理解。就是當年的孔老夫子也說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就是一種慾望的表達。就是提倡“天道正義，人性枉存”的朱熹老前輩，也提出過“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他們都認爲，慾望是一種性情，現實是存在的，但不可追求。強調“禮數”，並不能否定“慾望”的存在。這可用孟老夫子與告子（告不害）的辯論來證明，即有《孟子-告子》中所云：“食，色，性也”的說法。他們將“食”與“色”並列，稱爲一種“性”，即“食”爲本性，“色”爲天性。兩性相加，便可得出人生的本質。按照儒家思想解釋，“本性”是可怕的，必須避諱，但聖人賢者也有婚喪嫁娶，也有喜怒哀樂，不免接觸“食色”，但不可追求。
從曾國藩的日記中，也有對“食色”認識之覷見，“餘於道光二十五六八七等年遍身癬毒，其痛楚實爲難受，澄、溫諸弟曾見之。亦曾服攻伐之品，疑爲楊梅瘡而醫之，終於寸效。”楊梅瘡實爲一種性病，如果曾國藩不曾尋花問柳，怎會承認自己罹患楊梅瘡？在曾國藩的遺作中，曾有一首名爲“妓大姑”的輓聯，即“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由此可見，曾國藩並無狎褻之嫌。
根據當時的官場和上層社會的風氣，高官厚祿者常常遊走於煙柳巷。朝廷爲此常抓不懈，但效果甚微，被追查，並懲辦者寥寥無幾。就是曾國藩的盟友兼戰鬥兄弟胡林翼，也有過狎褻之舉。可想而知，曾國藩是在這大環境中，出軌之思，甚至是出軌之行爲很容易產生。常言道：“百善孝當先，論心不論事，論事天下無孝子；萬惡Y爲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天下無好人。”由此可見，曾國藩就是做了狎褻之事，也不算下流。
曾國藩的治學風格受唐鑑的指點，受倭仁的影響，並被同僚馮卓懷（字樹堂）的激勵。倭仁的影響和作用讓曾國藩下決心苦心治學，並形成一套倭仁系統之上的方法；而馮卓懷，則激勵曾國藩，倆人一起制定治學規則，並同時寫日記，互相監督，互相省察。曾國藩於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二月初七自訂“十二課程”，並在日記中戒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來，兩月餘漸漸疏散，不嚴肅，不謹言，不改過，仍故我矣。樹堂於昨初一重立功課，新換一個人，何遂甘墮落耶？從此謹立課程，新換爲人，勿爲禽獸。”
每日修行實屬不易，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正月間，其身體欠安，常常頭暈目眩，口耳不明，身心憔悴，精神恍惚，甚至出現口吐鮮血的事情。因此，苦研潛心的勁頭自然大大縮水。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春，曾國藩的自省體察之務不能堅持，到這年夏間，其生活恢復了常規，但自勤自勉地日記時時筆耕，不曾斷絕。
自此之後，曾國藩人生中便有了寫日記的習慣，爲他的學術和思想進步帶來巨大益處，並讓後人瞭解他的言行、治學、思想和官道留下了珍貴的資料。自第一次“檢身”日記的結束，到第二次的開始，前後經歷了八年時間，即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開始。此時，曾國藩的治學方法與倭仁的模板已打不相同，顯示出一種更自由，更龐雜，更有路徑的傾向。其主要落腳點是“靜”、“動”、“綿綿”和“穆穆”等問題上，即曾國藩日記的核心修養上，分爲讀書、靜坐、屬文、作字、辦公、課子、對客、回信八項。
曾國藩擯棄了倭仁的一套學習宗旨，卻未放棄對“入聖”的追求。他將王道與修養結合一起，並作外表與內心的聯繫。“聖”即是一種內心修養的境界，“王”即是一種外在的表現，與曾國藩研習程氏宗派和朱熹的學術之上的曾氏理論一脈相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曾國藩是一位極爲高明的學術家，甚至是標準的治學風格，使他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卻能創造自己的一片天地，爲以後的治學、做官，甚至是打仗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