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這是一箇中華民族永遠忘不了的年代。正是這一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中華大地，東南一隅，以及沿海地區受到戰火的洗禮。因此，國人對中國產生新認識。所謂的中國，就是一個任人欺凌，不能自醒，自甘墮落的國家。以此爲背景，中國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甚麼救亡圖存，學習洋人，發展工業等等現實，要求中國人求變，並融入這個需要自強、競爭，適者生存的世界。
此時，曾國藩的人生也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真正的“學而優則仕”，發生在曾國藩身上，也是道光二十年，這個血雨腥風的年代。正是這一年，曾國藩進入京官生活，併成爲優秀的學士完美地轉身爲仕士。
對於曾國藩來說，真正入仕是一條很艱辛的道路。那時，清王朝統治範圍內依然盛行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傳統，進而走上科舉這條“獨木橋”。在曾國藩的學習生涯中，從不對國家高談闊論，從不認爲中國的未來會是一種危險的境地，更不會想象，中國的未來會是一個四分撕裂，內憂外患的局面。
但是，曾國藩進入京官生活之後，這一切發生明顯變化。他自己認爲，要想在仕途上有所發展，不但要談古論今，更要對事實有清醒認識，審時度勢，成爲一個政治家。在這一條道路上，曾國藩走得並不坦然，但他有自己的捷徑，那就是刻苦讀書，並在翰林院與文友切磋文章，談論觀點。長此以往，曾國藩對政治格格不入的性格漸漸消融。
就曾國藩自己的目標來說，他要成爲理學家，並用理學解釋政治和股價命運等問題。鴉片戰爭打響，讓剛剛坐在翰林院躺椅上的曾國藩心中震動不已。他看來，鴉片戰爭是中國直面西洋人的第一次。中國將面臨被蠶食的境地。以此爲背景，曾國藩並沒有對國家產生更深刻的認識，因爲，他認爲在鬥爭複雜的官場上，必須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
自從正月正式進入翰林院開始，曾國藩就開始了他全國最權威、最高等的學府深造。按清王朝的科律，翰林院庶吉士學屆爲三年，屬官方機構，掌握編修國史，撰寫有關典禮文件等事務。作爲官方最高級別文苑場所，庶吉士都是由進士中管選而出，非出類拔萃者不得進。就當是情況而論，歷屆進士一甲前三名直接入選翰林院。此時，曾國藩有幸入選，自然是天賜的美事。
根據清朝人的俗規，庶吉士名義上是三年屆滿，事實上只要跨過三個年頭，便可畢業。所謂畢業，就是學成屆滿之後，受封政府官職。作爲進士出身，朝廷即優先考慮授予官職，可享受優先填補實缺的待遇，甚至初任官時便可充當正印官，即有實權的一把手。而庶吉士畢業，更是優上有優，官宦之道前途無量。
到曾國藩這屆，庶吉士館僅僅維持了三個月。這年四月，庶吉士學員們便“散館”。可以看出，當時朝廷對翰林院的管理已非常鬆懈。學員無法完成學業不說，更多的人感到自己學不到知識，甚至有人認爲，混個一官半職就完事了。
考試之後，曾國藩獲列爲二等在第十九名，授職檢討。當時，最高官位，翰林院次位，主官爲掌印學士，須由大學士、尚書累高官中選充。各屬官安準立排列是：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可見，曾國藩獲得的是最後一階官職。狀元、榜眼、探花分別授予修撰、編修等職位。曾國藩的官階屬從七品，相當於一個地方知縣的銜位。
但曾國藩是留院授職，比院外官職，如事中、御史、主事、知縣等官職更優秀，屬朝廷直屬官員。翰林院本身就是講究學問，切磋文章，發表意見的地方，因此，很少關係到政府行政工作。有人說，翰林院是清水衙門，學士們都有高傲之氣，但卻毫無作爲。
因此，天下人都認爲，翰林院是仕途通達的福地。在翰林院深造，是做官升遷的最大資本。曾國藩有志向，他渴望成爲政府官員，但必須經過地方知府的引薦。沒有關係，是萬萬行不通的。而曾國藩卻始終對自己抱有希望，一來是他刻苦學習，鑽研學問；二來，翰林院中入仕的官員，個個官路亨通。盡覽朝廷官員，大有作爲和步步擢升非翰林院學士莫屬。
在翰林院的檢討之職上端坐了不到三年時間，曾國藩的宏途終於來了。也就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升任侍講。進兩年，曾國藩又擢升爲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六月，曾國藩再遷升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從此，曾國藩結束了翰林院生涯。
回首七年時光，曾國藩感慨萬千，認爲翰林院所涉政務甚少，終日研究學問，苦修文章，雖無甚建樹，卻使自己學業大漲，文章斐然，屬“大進”時期。所謂“大進”，還有“小進”，即在湖南嶽麓書院學習期間；更深地推理，還有一個“平庸”時期，那是自己初識文字，淺學文理時，即父親教育自己時期和湘鄉學堂學習時期。
至於“平庸”時期，能把是曾國藩最難以啓齒的時光。終日跟在父親後面，咬文嚼字，就是後來的他鄉學習，也未能讓自己產生學高智深之感。由此，成才之後的曾國藩常常這樣慨嘆：雖說此時學習刻苦，但終日模仿科試貼文，無法解脫志趣，甚爲遺憾。他自我肯定，天分不堪低，卻未學習之法，不深明學習經世之浩學，終日渾渾噩噩，身心不得解脫。
後來，曾國藩進入嶽麓書院學習，自稱爲“小進”時期。此時，曾國藩初識京師文華，頓感撥雲見日，心神俱開。在此地，他不但深學科試貼擴之學，更開始古文辭創作，並掌握門徑。由於此次學習之後直接進京考試，研究不少古文經學，尤喜歡韓昌黎的文風，稱其爲“散體古文之代表”。
所謂古文，即是秦漢時期以古文寫作的散體文。與六朝駢體文相媲，屬正統的科舉考試文體，受到廣大文人文仕的熱烈追捧，一直處於主體地位。
在歷史上，唐代韓愈（昌黎）是倡導古體文，反對駢體文的著名代表之一。曾國藩熱心於韓昌黎的古體文在，是一種文學造詣和研究學問的深刻認識，並強調自己的文風必然“傳承古志，古爲今用”。到近代，對曾國藩學識和文風帶來深刻影響的還有“桐城派”。
在清朝，“桐城派”極力倡導古體文風，迴避當時的簡單文意，深淺不一的文風。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世人成其爲“桐城三祖”，承襲百餘年，姚鼐成爲“最”，集“桐城派”大成。他們大興唐宋時期古文派之遺風，並大膽做創新，打破了時下流行的淺顯文意之風，並挽回幾許文章載道之風，實是進步學派。
當時，曾國藩並無深厚學問，時值“桐城派漸漸式微”，要想在學問文章上有所建樹，就必須追隨“桐城三祖”，成爲沒落學派的最後一個“鉅子”。但是，當時的曾國藩才疏學淺，根本無法見識此學派的真文真義，更不必說延續其文風了。所以，纔有曾國藩初到金陵，如飢似渴地在書市上尋找二十三史的場面。
即便這樣，曾國藩也未實現他文風上引領風騷的局面，更談不上“文以載道”的崇高，只能算是一個出色的學問家，一名優秀的文章能手，無法上升到治學，發展文學、文章的高度。因此，曾國藩一生學識龐雜，籠統而不繫統，成爲他的一種人生標記。其實，這樣的人更容易成爲一個政治家。事實上，一切也正在證明。
“大進”時期，是曾國藩成爲中進士，入翰林之後的事。此時，曾國藩已能將學習當成一種職業，併成爲朝廷的智囊人員，自然歡喜異常。功成名就之後，他常常發出這樣的言論：自己一生苦讀詩書，卻未像大多數人那樣，垂垂老矣而毫無作爲。作爲過來人，他認爲科舉是一條非常艱險的道路，人人渴望，人人受挫，包括自己在內。
直到第三次“入考”時，才如願以償，成爲進士，進入翰林院。因此，他更認識到，科舉是一條無人能過的獨木橋，也曾不只一次地教育自己的弟弟和子侄，“勿以科舉貼擴爲終生學習之終，如少年得志，不由分說。若垂垂老矣，苦學掙扎，則毀滅人生，喪失人性”。
但是，親戚們看到曾國藩通過科舉而光宗耀祖，個個摩拳擦掌，根本不將曾國藩的話當回事。就是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也認爲：父親常常教育我們不要過分研習八股，自己卻八股出身，聲明顯赫，我等時時勤勉，尋圖大志。當時，曾國藩的父親，老科舉學生曾麟書也認爲，兒子這樣教育親屬子侄，實屬敗壞家風。他要求曾家人認真讀書，研習貼擴八股，做第二個曾國藩，光耀門楣。
進入翰林院之後，曾國藩的學識有了巨大進步，無可厚非。由於學習得法，刻苦有效，常常都到有人、同事的褒揚。尤其是對安徽桐城派包姚等的崇拜，研習文理，讓曾國藩的學養越來越深厚。此時，曾國藩與當時的文人劉蓉接觸，並常常與之書信往來。加上與桐城派嫡系子弟之間的來往，讓他如魚得水，深入該派門徑。
就情況來看，曾國藩渴望獲得桐城派的真傳，但其最後一代鼻祖姚鼐已不在人世。細算算，姚鼐比曾國藩長七十九年。儘管其高壽，但曾國藩童年時他便去世。因此，無法親見陶乃之真跡。爲了能在“古文”上有所建樹，他便與當時的桐城派紅人，江蘇上元（今屬南京市）的梅曾亮（又稱梅宗亮，字伯言）相交，並對其產生“古文”學識和修養上的深刻影響。曾國藩曾贈詩於梅曾亮，曰：“單緒真傳自皖桐，不孤當代一文雄。”可見，曾國藩對梅曾亮的熱衷，並形成對桐城派的仰視。以此爲基礎，曾國藩研習桐城派自不待言，
曾國藩是爲學術大師，這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由於研習“古文”得法，並真心傳承桐城派的學識精髓，使其成爲當時的學術專家更加容易。但是，這並不是曾國藩的目標，他更想樹立自己的形象，更願意開拓自己的一片學術天地。因此，他不但承襲桐城派，更在其基礎之上發展，進化自己的一套學說。這主要表現在“文”“道”之間的關係上，併成爲曾國藩的主要學術內容。
早在宋儒周敦頤提出“以文載道”以來，桐城派就細心研究，併成爲騎標誌性的一門學術理論。此時，曾國藩十分認同“以文載道”的觀點，並結合自身的發展，學術和觀點，做了大膽的創新。曾國藩認爲，“道以統文”，“知道必文”。很明顯，曾國藩認爲，道是一種學術境界，沒有深厚的學術功底，是無法實現“道”的存在，更無法實現“道”的科學解釋。此觀點明顯是對“以文載道”的表面化認識，是照搬桐城派的基礎學術，但可以看出，曾國藩一開始就表現出賢明的學術風格，並渴望獨樹一幟。
曾國藩還認爲，“文以窺道”是天下必行的規律。認真寫文章之人，必能獲得發現“道”理，併成爲天下人的行爲準則。因此，曾國藩又提出“虛車”的論點。他認爲，“虛車”萬萬不可，但沒車，人是不能遠行的。只有讓車裏坐滿了人，才能實現“載道”的理想。就此而論，曾國藩是用“虛車”對“文以載道”的譬喻，主張世界上要有“堅車”，即真正的“古文”。
根據此的思想，曾國藩的友人給他作了這樣的論定，稱曾國藩的學術是“因文以證道”。由此可見，曾國藩是個傳承桐城派的文學家，同樣，也在“以文載道”方面進行了徹底的創新。這還不足，曾國藩又研習理學，與當時的理學大師們切磋文章，言論經史，對朱程之學進行了參透，並形成自己的風格，只從他治學和“因文以證道”中便能看出。
對於清朝士人和官宦來說，理學已存在於他們的基因裏。當時，四書五經是天下學子們必修的科目。四書由《論語》、《孟子》兩書、《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組成。宋代朱熹將其當作教科書，並作了一本《四書章句集註》，成爲科舉考試的主要藍本。一般，考試時寫道四書題目時，學子們都要參考《四書章句集註》，不能隨意發揮。五經中的《易》主要是程頤和朱熹對其進行的註解爲權威。
當時，清朝科考制度中，尤爲推崇朱程之學，亦稱“宋學”，屬正統學問，比以考據學爲基礎的“汗學”更受重視。清朝學子們從小對理學就耳濡目染，雖說是應考八股，但處處滲透着理學精髓。曾國藩當時是個理學的追隨者，因此，他的京考文章《順性命之理論》一交上去，便受到考官的青睞，並受聖上親自覽閱，欽許排名靠前一位。
學生時，曾國藩並未意識到自己學習的都是應考的理學基礎知識，直到進入翰林院，才發現自己對理學已是情深意重，並開始有計劃地學習，研究，渴望形成自己的一套理學理論。此時，曾國藩學習的目標不再是應考，而是帶有強烈的自我修養，實踐運用的特點。真正讓曾國藩產生這一意識的，是通過認識唐鑑，並拜其爲師開始的。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七月十一日中午時分，豔陽高照，熱氣逼人。曾國藩在好友家喫過午飯，便邀請他們去玻璃廠書店遊逛。因常常去玻璃廠，所以裏面的書曾國藩基本有所見聞。轉了半天，他翻了翻《朱子全集》，認爲可讀，並能學經習法，於是就買回去。晚上，曾國藩靜坐家中，認真地翻閱起來。當看到“爲學之方”時，心中甚爲驚喜，並認爲自己學習之法還未找到，甚至認爲自己學習之用術尚處迷茫。苦思冥想之後，他決定尋石問路。
七月十四日，時值陰雨綿綿，曾國藩坐上車，挾着一把雨傘，匆匆地向京城名師唐鑑就愛奔來。
唐鑑乃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號鏡海，比曾國藩長三十三歲，居太常侍卿之職，是曾國藩的同鄉前輩。在京城，很多名門貴族和學者能人都拜其爲師。此時，曾國藩也在其內。京城人人都知曉，此人“學宗朱子，篤信謹守，無稍違依。”
曾國藩走進會客廳，躬身行禮，然後端坐在唐鑑的右手，寥寥幾句之後，曾國藩謙恭地向唐鑑討教“檢身之要，學習之法”。唐鑑馬上投入賞識的目光道：“學習之要，當以《朱子全集》爲宗。”曾國藩驚喜，道：“老師，此書我剛剛買回，實是無妙法攻讀。”唐鑑端起茶盞，漫不經心地道：“此書宜熟讀，非爛熟於胸不得其真要，若是簡單瀏覽，那就必再找我了。”曾國藩激動地站起來道：“老師，學生認爲此書有深精妙有之處，但不得習讀之法，如願指點，不吝賜教。”
唐鑑有些高興，和顏悅色地道：“治經宜專一徑，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如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途。”唐鑑認爲，自己喜歡讀《易》，現在自己已精通，因此，看其他書自然直解其義，融會貫通。最後，唐鑑對曾國藩讀書的法國和態度進行了最後總結，稱：“爲學有三門：曰義理，曰考覈，曰文章。考覈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求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事實上，曾國藩對“三問之學”已有耳聞。此時，唐鑑重新解釋一遍，頓感撥雲見日。尤其讓他快慰的是，老師提到“經濟之學”，平生第一次聽說，一種渴望，渴望精心研究，不失爲一條走向經世濟用之學術風格的捷徑。
於是，他忙請教老師道：“經濟之學，宜何如審端致力？”唐鑑侃侃而論道：“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界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曾國藩若有所思，心神大開，上前一步道：“那學習即已經濟爲本根，不知方向如何？”唐鑑看了看茶盞中的水，食指碰了碰外露的茶葉，道：“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
這次學論，對曾國藩一生影響極爲深遠，成爲他一生的治學標準，並對現成的學術和古代的學派，以及自己治學的方向皆有一個清醒、深刻、客觀的認識。直接表現就是，在研讀《朱子全集》上的方法以及造詣。爲了實現“精一徑而通天下”的治學精神，曾國藩將書中的“精妙之語”粘貼在牆壁上，日日觀覽，時時研究，片刻不離思考，領悟之境界。
根據老師唐鑑給予的治學思想，曾國藩對義理倍加重視，但作爲一位成熟的理學家，研習和理論也帶有其特有的辯證性。在覽讀朱熹等理學大家的著作時，曾國藩總是帶着批判，懷疑的精神。他認爲，朱熹等人的著作雖以理學爲根本，但卻有諸多弊病。他常常慨嘆，朱程之學中，常有“文多質少”，“雜章段續”之嫌，甚至認爲，考據之學中，詞句過於深邃，讓人渾身不自在，繁雜冗亂，不能盡讀；他還認爲，文章之學粉飾之夥，不當之處，文質遜色，等等。此時開始，曾國藩便產生一種爲國學作貢獻的衝動。
根據老師唐鑑的指點，曾國藩又自己總結出一套學習方法，即“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所謂“專”就是“精”的開始，“專”的最終目標，就是“精”。曾國藩不只一次地授予親屬子侄一套“耐字訣”，即“一句不通，不看下文；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云云。
曾國藩渴望成爲古學大家，慾望自不待言，義理、考據、文章都渴望有所建樹。從先前與劉蓉的書信往來中，能看出其不一般的學術抱負。曾國藩竭力主張“道”與“文”的統一，並將“文以載道”的精神重新發揚。與當時的“重道貶文”產生激烈衝突，並表現出一種對漢學與宋學之間平衡的傾向，即考據與義理之間的折中。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的學術風格已窺見一斑，是桐城派弟子與唐鑑等人的影響而直接的反應。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曾國藩徹底地思考了考據學的現實意義。這年夏秋之間，他因病在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修養。其間，時任國子監學正劉傳寶切磋學術。倆人終日形影不離，高談闊論。
劉傳寶深沉地對曾國藩說道：“昔考據學爲漢學之基學，獨立於一切之外，放顯其風貌。今我觀來，此風貌是‘敝精神費日力而無當於身心’，無他用益也。”曾國藩長長地疏一口氣，聲音有些微弱地道：“今我觀之，心性不明，人情不至，思想不達，釋懷不得，所以考據之問有弊病也。”劉傳寶頓領，開懷道：“是嗎？曾兄有高見，實是考據之學無信念所致。”
倆人認真討論，並探索到一條考據之學發展的新門路。當時，曾國藩隨身攜帶一本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悉心研究，渴望參透其實要義，並探索一條自己的學術之路。
長時間的學論之後，曾國藩強烈地認識到，漢學與宋學並無上下之分，而是認爲界定，使之產生門戶之見，傷害了“聖道”。他主張各派要弘揚“聖道”，承載發展，一切學術流派都因基於此點之上，放棄辯駁，爭論，拆臺等行爲。
曾國藩對劉傳寶推崇備至，認爲他的“宋學爲本，漢學爲用”的態度很值得尊敬和推崇。曾國藩不愧爲一代學術大家，其包容，豁達，匡正，鑽研的性格讓他的學術之路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光明。有人評價，曾國藩“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之餘年，固亦少見其匹”。由此可見，曾國藩是一位全能而精深的學術宗師。其主要支撐點可以用兩個詞概括，即“務本”和“經世”。
在與老師唐公鑑的對話中，曾國藩領其要旨，並專心研習“經濟之學”，即經世致用，“經國濟世”，“經世濟民”等。在曾國藩眼中，“經濟”就是發展，進步，甚至是崇尚文明，併爲後來晚清政局產生深遠影響的學問。正是發揚了“經濟之學”，曾國藩纔有了宏圖大業，纔有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學術風格，甚至是做官風格。
由此，曾國藩的學術理論框架開始形成，既在義理、考據、文章之外，又增添了一門新學問，那就是“經濟”。學習的目標不是所謂的修養，而是經世濟用，是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好詮釋，是對儒家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升級，是一種進步的，帶有強烈社會觀的學問。
曾國藩並非“雷聲大，雨點小”之人，而是一個實幹家。後來，爲了弘揚四學，即義理、考據、文章和經濟之學，曾國藩不斷地研究，寫作，批註。義理之學中有“四子”書和《近思錄》；經濟之學中有《會典》、《皇朝經世文編》；考據學中編纂了《曾氏讀古文鈔》，以及《曾氏讀詩鈔》。此時，曾國藩已有了自己的學術綱領，形成自己的研究範圍和點鋼規則。其子曾紀澤曾這樣記述：“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列爲四科，尼山所許。道出一源，末流多歧，漢儒宋學，矛盾相持。公（指曾國藩）匯其通，辯其精粗，各有專長，不主門戶。”
進入京官生涯之後，曾國藩曾給自己的經濟之學立下規矩，即“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鹽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渠”。他認爲，此“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實際學習和研究中，他則苦下功夫，書成五車，並做了兩個書箱，十八個抽屜，分門別類，及時將自己的撰文和批註歸類，以備急需。這就組成了曾國藩一生治學，講究“經世致用”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