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們的老院,叫粵東會館。那是一座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老會館,坐落在北京城前門樓子東側一條叫作西打磨廠的老街上。清光緒《京師坊巷志稿》一書中,記錄那時在這條明朝就有的老街上,有粵東、臨汾、寧浦、江西、應山、潮郡六大會館,粵東會館名列第一。到了北平和平解放之時,這條老街上的六大會館,僅存粵東和臨汾兩座。從落生到去北大荒插隊,我在粵東會館裏生活了二十一年。

我們大院裏,住着各色人等。尤其是老一輩人,表面波瀾不驚,卻身世如亂雲,人生似飄蓬,可以說,每個人都是一本厚厚的書。從童年時光裏那些老人慾說還休遮遮掩掩的神神祕祕,到“文化大GM”中幾乎所有家庭都被無情地撕開一道口子,讓很多神神祕祕的往事變成了觸目驚心的現實。這些活生生的人與事,一直處於沉睡狀態,人到晚年時,驀然驚醒,變成我寫作的財富,有了《我們的老院》這本書。

納博科夫曾經說過:“任何事物都建立在過去和現實的完美結合中,天才的靈感還得加上第三種成分:那就是過去。”過去的作用,對於文學創作就是這樣巨大。在時間的作用下,過去有了間離的效果;在想象的作用下,過去成爲寫作的酵母。於是,人生不僅是人生,還可以是文學;不僅可以讓我們回憶,還可以讓我們品味。杜詩云:“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便是讓我品味我們的人生、品味我們的老院的路標和路徑之一,自古如此。

因此,我們的老院,寫的是粵東會館,已經不完全是粵東會館。那裏寫的形形**的人物,曾經生龍活虎真實地生活在過去的年月裏,卻也生活在我今天的想象裏和重新的構造裏。爲了更加真實,也爲了避免不必要的對號入座,那些人物,我進行了張冠李戴,甚至偷樑換柱,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可以說,我今天筆下的我們的老院,是地理意義上的粵東會館,是歷史意義上的粵東會館,也是文學意義上的粵東會館。它是爲粵東會館寫傳,也是爲我們的老院寫意。它屬於那條已經被破壞被腰斬或者叫作被改造更新的老街,更屬於我們,屬於我自己。

正如納博科夫所說的過去對於現實的重要作用,要想真正走進我們的老院,重新梳理一下粵東會館歷史的空間和地理的肌理,也許還是很有必要的。

據我所知,在北京城,以廣東或廣東各地方名字命名的會館有很多,比如新會、蒲陽、潮州、惠州、肇慶等會館,真正被稱之爲粵東會館的,自有會館以來,只有三家。

先說第一家和第三家。第一家建的最早,第三家建的最晚。

第一家在廣渠門內。據我的同學王仁興1984年考證,這第一家粵東會館開始叫作嶺南會館,是旅京的廣東同鄉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的。北京第一家會館,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當時一位在史局任職的官員首議興創,在菜市口建的安徽會館,也就是說,第一家粵東會館比它只晚了六年,當數北京最早的一撥會館,歷史很悠久了。

當年薊遼督師袁崇煥在廣渠門激戰後金軍,不料背後讓人捅了一刀,崇禎皇帝偏偏聽信了小人謗言,袁崇煥被誣陷而在菜市口凌遲處死,其骸骨最早就是廣東鄉親偷偷埋在粵東會館裏的。以後袁崇煥祠(現仍在)是在粵東會館附近建的,那是清朝的事了。袁崇煥無疑給最早的粵東會館抹上了最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筆。可惜,這座最早的粵東會館,明末的時候就已經毀掉了。

第三家粵東會館是在南橫街的東北角,它建成於清末。依然是廣東同鄉出資,買下康熙年間大學士王崇簡父子的怡院一角,佔地六畝,比最早的粵東會館大出幾倍。顯然,廣東人越來越有錢,在朝廷裏越來越有勢力。而且,那時的廣東人如現在的北京人一樣格外關心政治。戊戌時期,保學會就是在這裏成立,變法的風雲人物康、梁等人都曾經出入這裏。民國元年,孫中山來京時的歡迎會,也是在這裏召開的。他們都是廣東人。想那時,出入這裏的都不是庸常之輩,個個心懷百憂,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賦淵明。可以說,那是三座粵東會館中最爲輝煌的時刻。

這種輝煌,一直延續到北平解放之後。上個世紀90年代,爲開通菜市口南北大道,南橫街以西被拆了一片,佔據南橫街東北角的粵東會館首當其衝。當時,很多有識之士曾經提出手下留情,希望能夠保住粵東會館。其實,只要讓新修的大道稍稍拐一個彎,就能將這座老會館保下了。但是,老會館沒有新大道值錢,當時,人們的價值觀就是這樣短淺。

2004年,我曾經專門去那裏尋訪舊址,那時候,還能看到一點粵東會館殘留的影子。因爲它大門外的一株老樹還在,而它的鄰院雖然破敗,卻也還在,依然可以讓我想象一點它的前生前世。前不久,我又去了那裏一趟,卻連這點想象都沒有了,新建的樓房,擠壓得南橫街接續往西縮,一直快到粉坊琉璃街了。想當年,拆這座粵東會館的時候,是將樑柱等建築材料都按編號拆下的,政府曾經允諾以後將粵東會館和連同拆掉的前面不遠處珍稀的過街樓,一併異地重建。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異地重建的事,無人再提,人們的記性真有點兒撂爪兒就忘,這座最爲輝煌的粵東會館也就如此風流雲散。

下面再來重點說第二家粵東會館。之所以重點說它,是因爲這就是我們的老院呀。

這座粵東會館建於明末清初,老門牌是西打磨廠179號,新門牌90號。當時,廣東同鄉嫌廣渠門那裏的面積小,而且偏僻,交通不方便,出資遷到西打磨廠,緊靠皇城,佔地兩畝,蓋了這個新粵東會館。想那時的廣東人和現在一樣,能折騰,起碼是賺了錢,要不怎麼能夠置辦第二房產?新建時將粵東會館曾經一度易名爲嘉會會館,後又改了回來,足見對粵東會館的鐘情。我住的時候,會館肯定是清末民初時翻修的了,不過基本格局未有大的改變。據說,清光緒年間,廣東人陳伯陶寫過一副懷念袁崇煥的對聯:粵嶠星辰鍾故里,薊門風雨引靈旗。專門送到粵東會館保存,可惜,我問過老人,誰也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三進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臺階上,兩大扇黑漆木門,兩側各有一扇旁門,雖然破敗,但基本保留着當年的風範。大門內足有五六米長的寬敞過廊,我們叫它大門道。過廊裏西側有一大間房子,有門無窗,是當年的門房。東側有一塊貼在牆上的黑板,是抹在牆上的水泥,再刷上一層黑漆,是“文化大GM”中的產物。當時,在上面寫着最高指示——毛澤東的語錄。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好多年之後重訪大院的時候,不僅它還健在,而且,上面用粉筆書寫的語錄也還健在。有趣的是,那語錄正是當年我寫上去的。小二十年過去了,喧囂不再,筆跡猶新。

過廊外是寬闊的青磚鋪就的甬道。其東邊一側,有一個自成一統的小跨院,小跨院裏,一排三間倒座房,兩間西房,兩間南房,想應該是當年鄉里一些趕馬車的下人住的地方。西側是一片凹下一截兒卻很開闊的沙土地,是用來停放馬車,讓馬匹休息蹭蹭癢打打滾的場所。最早的時候,那裏曾有一棵垂楊柳樹。我小時候,那裏還是可以踢球的操場,可見足夠的寬敞。方磚甬道,高於東西兩側,甬道的下面挖了一個一人多深的大坑,上鋪一塊大木板,下面藏有全院的自來水錶,捉迷藏的時候,我們小孩子常常藏進去,就像電影《地道戰》一樣,誰也找不着了。

然後,看到的纔是真正的第一道院門,中間是有蓋瓦的牆檐和牌坊式的門柱組成的院門,按照老四合院的規矩,它應該叫二道門,所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它的兩邊是騎着金錢瓦的院牆。邁過院門前後幾級臺階,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東邊是一片空地,西邊是一座石碑,寫着好多人捐資重修粵東會館的名單和緣由。再往裏走,是以坐北朝南正房爲中心的三座套院,與大門和影壁對照,中心稍稍偏西一些。除第一座院(我們叫它前院)有了前面的二道門,不再設門之外,其餘兩座院即中院和後院,各有朝東的一扇木院門,一爲方形門,一爲月亮門。

這兩座院內,中院種有三株老棗樹,後院有東西兩塊花圃和一架葡萄架,後院的後面還有一個小院,很窄,我們稱之爲夾道,裏面種着兩棵桑葚樹。這是我們的老院裏最好的房子,後院幽靜,僅住兩戶人家,還是親戚。中院最大,不僅有東西廂房,還有和前院正房背背相靠一排三大間的倒座房。

前院那三間正房,最早是房東住,他是廣東人,是不是最早粵東會館主人的後裔,我就不清楚了。大院已經多次易主,他應該是大院最後一任的房東了,後來院子交了公,歸房管局管理修繕,他們一家依然住在這裏。應該說,房子不如中院和後院的正房,我不知道爲甚麼房東自己住。相比較,前院顯得要侷促一些,因爲沒有院門,正對着影壁,但是,前面的空間還是不小的。它有寬敞的走廊和高臺階,左右兩側各種有一棵丁香。小時候,我們常從家裏拿出牀單或被單,掛在兩棵樹之間,成爲我們演戲舞臺上的幕布,舞臺就在房東房前的高臺階上。房東家人很少,人很和善,不管我們,任我們在那裏連唱帶跳地折騰。

我小時候,大院的西廂房已經沒有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大符合這樣三進三出四合院的建築格局。正規的大四合院,三座院落自成一統,三座院落的外面,是應該有東西兩側的廂房的,更講究一些的,還會有環形的遊手走廊連接。粵東會館縱使沒有那樣的講究,起碼不會沒有西廂房的。我懷疑緊鄰我們老院的西邊的大院,以前會不會就是它的西廂房。因爲西邊這座大院,非常狹窄,兩側的房子也都很窄小,中間的走道,痩得僅能走一個人。會不會是依託我們老院的西廂房,改造而成了現在的樣子。當然,這只是我的揣測,沒有一點兒依據。

我們的老院的東廂房,非常齊整,我小時候,一溜兒東廂房,足有十五間之多。這一條從前院直通後院的過道,筆直而悠長。我家就住在東廂房最裏面的三間。據說,那三間房子,曾經是主人家的廚房。那時候,整座大院就一家人住,廚房顯得寬敞氣派。我家剛搬來時,最裏面的一間還有殘存的竈臺,拆除竈臺時,我爸發現埋在竈臺下面的幾塊長條形的金閃閃的金屬,以爲是金條呢,喜出望外地拿到銀行一驗,空歡喜一場,不過是黃銅而已,是當年爲祭祀竈王爺圖個吉利的把戲。讀中學的時候,每天上學放學時走進走出我們大院,經過這條長長的甬道,要走老半天;那時候常有一個女同學到我家來玩,一路各家窗戶裏掃射出來的目光,紛紛落在身上,越發覺得心重路長。

我家房子的南端,是全院的公共廁所。廁所只有兩個蹲坑,但外面有一條過道,很寬闊,顯示出當年的氣派來。過道足有四五米長,最前面有一扇木門,裏面帶插銷,誰進去誰就把插銷插上。我們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廁所最忙的時候,跑進去佔據了位置,故意不出來,讓那些敲着木門的大爺們乾着急沒轍。我們管這個遊戲叫作“憋老頭兒”,是我們童年最能夠找到樂子的遊戲。廁所過道的那一面塗成青灰色的牆,是我家的南山牆,成了我們孩子的黑板報,大家在“憋老頭兒”的時候,用粉筆或石塊往上面信筆塗鴉。通常是畫一個長着幾根頭髮的人頭,或是一個探出腦袋的烏龜,然後在旁邊歪歪扭扭地寫上幾個大字:某某某大壞蛋,或某某某喜歡誰誰誰之類。寫了擦,擦了寫,一撥撥新起的小孩們前赴後繼。

讀高一那一年,學習淘糞工人時傳祥,我還揹着挺沉的木糞桶,跟着時傳祥一起到我們大院的廁所裏淘過糞。

廁所過道的東頭,有一個很小的夾道,對着我家的後牆,那裏堆放着雜物和碎磚亂瓦,越堆越高,從那裏可以很輕巧地就爬上房頂。站在房頂上,前門城樓和天安門廣場,甚至再遠處的西山,都能夠一眼看得見。國慶節夜晚燃放禮花的大炮,也能夠依稀望得見。國慶節的晚上,我們早早地坐在房頂魚鱗瓦的上面,靜靜地等待着突然的一聲炮響,五彩繽紛的焰火騰空而起。在下一次禮花騰空之前的空隙中,瀰漫在濛濛煙霧的夜空中,會有白色的降落傘像一個個白色的小精靈向我們飄來,那是禮花中的一部分。國慶節的時候,常常會有東南風,因此,那小小白色的降落傘,總能夠緩慢地向我們飄來,飄過我們的房頂的時候,我們只要一伸手就能夠把它們夠下來。當然,也會有調皮的孩子用竹竿捷足先登把它們夠了下來,惹得大家一通大呼小叫和下面大人的一通責罵之後,只好等待着下一次禮花的騰空而起。

十一年前,2005年,我回粵東會館特意看它時,竟然看見當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塊石碑,墊在老街坊蓋的小廚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花崗石,像是千年烏龜探出的頭。

六年前,2010年,卻只剩下了粵東會館的大門。我走進大門,只到原來的二道門的地方,就被圍欄給擋住了,童年和少年的記憶一起也被擋在裏面了,裏面已經完全被拆得一片凋零。

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圍欄沒有了,前面建起一座紅漆大門,緊挨着老院的那扇已經斑駁滄桑的黑木門,彷彿讓歷史和現實故意做對比似的,那麼觸目驚心地不諧調。這在過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爲紅漆大門只能是官府人家的宅院。自以爲是的現實,就是這樣粗暴地改寫歷史舊貌。

透過門縫,望着簇新卻空無一人的院子愣神的時候,從東跨院裏走出來一位婦女叫我的名字,一看是老街坊。她告訴我,除了東跨院三戶人家沒有搬走,其餘全部拆乾淨了,院子裏都蓋起了灰瓦紅柱的新房。我遺憾地對她說這回看不成了。她把我請進她家,順手把緊靠後窗的牀鋪的褥子掀開,又搬來一把椅子,放到後窗外,讓我踩着牀鋪跳窗而進,一睹大院新顏。

我從這個小小的後窗跳了進去。空蕩蕩的院子,空蕩蕩的房子,過去歷史曾經發生的一切,彷彿都已經不存在。我打開虛掩的房門,走進我原來住的那三間東房裏,簇新的磚瓦、簇新的玻璃窗、水泥地,夕陽正透進來,將房前那棵老槐樹斑駁的枝影打在地上。一切的景象彷彿不真實似的,像是置身在戲臺上那樣恍惚。不知它以後的用場,也不知以後要住甚麼人。

如果說第一座粵東會館沒有了,是歷史的原因;後兩座粵東會館,卻完全是這些年在我們的手上毀掉的。三家粵東會館,四百多年曆史,就這樣如水長逝。

站在靜悄悄、空蕩蕩的院子裏,地理和歷史的空間,只有依託記憶、依託想象、依託文字,依稀還在,現實的空間已經面目皆非。我想起了我們的老院,想起了那些我曾經熟悉的已經過世的前輩和與我一樣依然在世的人們,想起那些讓我懷念讓我心痛讓我惋惜讓我憤怒的種種人物。在人物與老院共生的漫長歲月的滄桑變化與動靜對比中,重想杜詩:“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意味深長,不覺無言。

2016年3月9日寫畢於布盧明頓細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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