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和鳥兒在墾丁的一家民宿裏仰靠在白色大牀上，我們聊着聊着不知怎麼就聊到了肖全的攝影，於是迫不及待用電腦翻開他的《我們這一代》。我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可每次看，都不禁要驚歎一下，欸，這是二十年前的王安憶啊，這是馬原，這是陳村，這是姜文，這是何勇。
每次看都像初生的嬰兒那樣，對這個世界飽含着熱烈而充沛的新鮮感。
有那麼一陣子，我的耳邊總是刻意迴盪起崔健的那首《一無所有》，當我走在大街上，站在抽水馬桶邊，閉上眼睡覺，或是死死盯着電腦屏幕。我身邊其實沒有一個人能聽到或者注意我在哼這個曲調。那段日子我失魂落魄或是貧困潦倒嗎？我已經記不得了。可我就是按捺不住自己眼前要閃過那個歌詞，喉嚨要反覆地哼。彷彿停下來我就雙腿軟掉，持續唱着我纔有力量。直到後來有一天在公交車上，我看到一個穿着黑色帽衫的人，他的腦袋和耳朵上戴着大得誇張的耳麥，我聽到他一路也在哼着《一無所有》，我倆挨着站手握住扶把，我歪斜着脖子，他低沉着頭。他到站要下車了，在他仰起頭要往門口擠的時候我不自覺對他露出個微笑，而他碰巧回眸捕捉到了，他有些莫名，手下意識地調整整往下滑落的耳麥，再一秒，他也對我笑一笑。
你看這陌生人的相遇是多麼有意思。儘管我現在都想不起來他長甚麼樣子，可那時的空氣我仍回嗅得出氣味。我開始戒掉這個聲音，想想自己是多麼笨拙而矯情，可我始終沒有忘記歌詞——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笑我一無所有。
人生是從哪一刻開始轉變的？
新概念十五週年慶典的時候，我扛着相機在大廳裏一路拍。我先是遇到了謝泳教授，他是新概念的評委，也是我在廈大中文系最敬重的老師，他沒能給本科生開課，但機緣巧合我同他有郵件的往來和兩三次的交談。他好奇我怎麼也會在這裏，我笑着說，過來比賽，順便過來玩的。他說你都大學了怎麼還過來？我說，好多朋友都在這裏，湊湊熱鬧一起玩嘛。
那天的確來了很多人，主持人是第五屆新概念的麻寧，詩朗誦的有從一到四屆的任曉雯，還有現在在《萌芽》做編輯曾經第一屆新概念一等獎的徐敏霞，小飯也上去唱了首找不着調卻很煽情的歌，這些都是年長我十年，我聽着他們名字看他們寫的東西長大的新概念前輩。當然還有很多沒有表演節目，默默在臺下看着的往屆的選手。比如王若虛，比如另唯。
我站在大廳的最後面，遇到了萌芽下半月刊的幾個編輯，她們告訴我韓寒今天來不了了，臨時有比賽，郭敬明會過來，張悅然、周嘉寧也過來了。
就像是連着綁在了一塊那樣，韓寒、郭敬明、張悅然這幾個人的名字早就成了新概念的代言，可也有很多人質疑新概念都那麼多年了，卻依舊沒有人的影響力能超過這幾個人。這麼說的這些人一定都沒有在真正關注文學，而只是在關心輿論。大多數優秀的寫作者從來都只不過是在人後孤獨寫作而已，無名無利。
孫甘露先生在臺上發言，因爲郭敬明的突然到場整個會場的秩序混亂了起來，大家都湧上前去看郭敬明，舉起相機拍照。我在擁擠的人羣中走了神，張皇失措，直到宣佈完一等獎名字，頒發獎盃，聽到舞臺上傳來話筒聲音說A組一等獎的同學過來才倏忽想起些甚麼。
十三屆的時候是萌芽主編趙長天老師帶領我們過去的。那個時候我高三，他語重心長對我們說，離高考還有五個月了，他知道我們一定會忍不住想寫東西，可這樣會分了神，讓我們儘量剋制住自己，高考爲重，等高考完了之後再盡情地寫。於是遞給我們每人一張條子，要我們等下後拿着條子在樓上的房間找到各高校的負責老師面試。可兩年後的十五週年的慶典，一開始發言的嘉賓就告訴我們，趙長天老師重病了在醫院，但他依舊很關切我們這羣文學新人。
接到趙老師逝世的消息時我在臺灣求學，打開電腦，滿屏幕鋪天蓋地都是他的消息。身邊一些新概念出來的朋友很難過，姜奕辰說她雖然沒見過趙老師幾面，可心裏就是說不出的壓抑，如果沒有趙老師，一定沒有我們今天吧。
我想起當時我聽到宣佈一等獎名單時故作鎮靜卻又戰戰兢兢的心情。身邊此起彼伏的雀躍，或者哀嘆，我並不對自己抱有太多的希望，卻接收到這突然起來的驚喜。
那天下午我遊走在各個高校招辦老師的房間門口。我高三時的目標是復旦、南大和華師大的中文系。誤打誤撞我走進了廈大的房間，招辦老師詹心麗和中文系的林丹婭教授優雅地坐在椅子上。同我一起接受面試還有張源和姜奕辰。林丹婭老師的笑讓我很輕鬆，她同我們介紹了廈大中文系的情況，從魯迅講到林語堂，當然還有當時還很火的易中天老師。同老師短暫的對談和聊天讓我對廈大越發的產生興趣。看到旁邊的張源和姜奕辰毫不猶豫簽下了合約，我也就索性把自己交給了廈大。
那一年簽了廈大的新概念獲獎者很多，算起來應該是有十多二十來個，恐怕是比其他十幾所學校加起來的都多。可那一年高考達到廈大要求的分數線的，卻沒幾個人，而最後來到中文系的，如此有緣，竟也只有當時和我一同接受林丹婭老師面試的姜奕辰和張源，我們三個人。
一二年的夏天，萌芽副主編李其綱老師過來廈大看我們這羣新概念出來的文學青年，當時會議廳裏坐着從大一到大四的新概念獲獎者。我才發覺是如此地隆重而浩大。李老師聊了萌芽最初的困境聊了新概念的誕生，一直聊到了第一、二屆新概念保送到我們廈大中文系的孫佳妮學姐，她那篇驚豔了當時所有評委的文章，莫不交口稱讚。可她後來去了瑞士留學，回國後回了上海工作，像很多新概念出來的人一樣，已經從事同文學無關的工作，和新概念的聯繫也少了。
之後我參加李其綱老師組織萌芽筆會，十來個在萌芽上發東西的作者，在上海集合，然後開車前往浙江安吉。我第一次見到了修新羽，之前聽到這個名字以爲是個男生，沒想到竟是個女生，並且還是個國家二級運動員。她高三剛畢業，準備去清華唸書，我開始以爲她一個人冷漠地站在那裏總覺得是擺架子，之後S人遊戲玩到一起才意識她就是那麼冷靜的一個人，分析起來頭頭是道，也難怪總在《科幻世界》上發些莫名其妙的文章。
十五屆的時候我們在同一個考場。她就坐我右手邊。快開始比賽的時候李其綱老師走進來巡視考場，看到我們兩個，他咧開嘴笑，高聲對監考員說，這兩個人，一個是廈大的，一個是清華的，嘿嘿。我和修新羽都羞赧地笑了，看到李老師，多了分親切感。
萌芽筆會的時候我們遊山玩水，喫飯喝酒，他給我們調了黃酒加啤酒，莫名的話題，古怪的味道。他說，人的記憶真是個賤東西，五年十年後，可能你已經忘記了當年在某個地方和哪些人聊了哪些多麼高深有價值的東西，而偏偏記住了舌尖嚐到過的那股極好或是極壞的味道。
那幾天我們坐在一起聊了沈從文，聊了張愛玲，聊了小說聊了詩歌。可記住最深刻，確是李老師醉醺醺的樣子和那杯“黃啤”的味道。
六月份馬璐瑤就要畢業了，可惜我人在臺灣不能看到她的畢業電影展映。半年前我們在學校附近一起喫牛排，她跟我說她打算拍一個關於河南醫院的紀錄片。那時候她的新書剛出來，一本弘一法師傳。她是這幾年從新概念出來我最欣賞的人之一，有想法，能靜下心。她大四上的時候跑北京跑上海面試，讓我給她快遞她編的雜誌，後來她簽了一家北京的紀錄片公司。每次想起來我都很羨慕。從我們這個專業畢業，能夠繼續從事和文學有關工作的，實在是太少了。很多人逼不得已去考公務員，或者靠着經濟輔修學位去了銀行和企業。我仍在爲自己的未來擔憂，爲生計發愁。我常常安慰自己學中文的是無用之大用，卻又不得不自嘲自己其實甚麼也不會。志向頗高，天分不足。
新概念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一個羣體或是圈子的代稱。裏頭有太多太多各式各樣特立獨行的人。他們有的過得很好，出了國，或是不再寫作；而有的仍在苦苦地掙扎和追求，或是像我這樣，不知所措。我現在遇到他們這些人，總是忍不住去問他們在做甚麼。好多人幹起了編輯的行業，跑去北京，合租一個五環外的窄房，每天累死累活擠地鐵到公司上班，對着電腦發呆，消耗着自己所有的念想。
一無所有。這種荒涼的情緒長久的蔓延在我身上。我恐懼自己也會這樣泡在無數人發過來堆疊的電子文檔裏發黴，甚麼追求，甚麼自由。
我總是問個不休。
我忽然的，就想起肖全拍攝《我們這一代裏》最扎眼的那張照片，是一個叫易知難的姑娘。八十年代，那個穿着長裙，拖着長長的辮子，長得耀眼的唱歌的姑娘。肖全在爲她拍照片的時候，她坐在琴房裏面，拿着菸灰缸倚靠着鋼琴，化完妝以後，慢慢抽菸，牆上掛的是陳逸飛油畫的複製品。她想着自己的生活：她要靠拍電視劇掙錢，養活在北京舞蹈學院進修的丈夫……
她後來已經不再繼續唱歌，消失在我們的眼界中了。甚至很多人已經不再知道她是誰，只是記得她的一張照片，定格在八十年代那個青春憂鬱的樣子。
新概念走到今天倏忽已經是第十五屆了，它的參賽主體早就從曾經八零後到現在九零後，又跨了一個年代。如果把這十多年前頒獎典禮上的合照都翻出來對比着看，你一定會驚人地發現裏面有那麼多熟悉的面孔和名字，卻也有那麼多陌生而冷落的人。想想當初若是沒有因爲那篇小說而來參加新概念，沒有認識那麼多朋友和長輩，我都不知道自己讀着經濟或是法律，然後混混沌沌每天刷着績點唸叨着出國又回來會是怎樣。人終其一生要找到一件熱愛並堅持走下去的東西有多難？
新概念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了，人數在減少，耀眼的作品也沒有增加，可我相信它的初衷從未改變，它對那些愛寫作的少年來說，也仍舊是一個極好的平臺。因爲在這裏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會給你足夠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寫作像是一場漫長的修行，也從來沒有盡頭。
即使哪一天我不再有熱烈而充沛的激情寫着小說了，我也一定會滿足地對自己說，我曾經也有過追求想過自由，我並不一無所有，我沒有成爲像《我們這一代人》中的餘華或蘇童，可我至少做了回相片裏的路人。我們青春裏彌足珍貴的記憶，是新概念喚起了那些最初最純真的衝動。
我躺在那張巨大的白色牀單上想——我和我們，並不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