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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陸衍在一起五年，他是頂尖的天文攝影師。
但我從沒求過他帶我去拍攝現場，只因他說：
“天文攝影的鐵律是零光污染，哪怕亮一下手機屏幕，都會毀掉一整夜的長曝光。”
所以五年來，我連一句最簡單的“到了嗎”都不敢發。
生怕屏幕亮一下，毀掉他的作品。
我只在家等。
他每赴一次雪山荒原，我就折一顆星星。
每張紙條裏都藏着我不敢打擾的碎碎念：“風大加衣”、“等你回來”。
五年，一千零九十六顆，裝滿三個玻璃瓶。
他從沒拆過。
上週，他入圍了國際天文攝影大賽。
我替他高興，點進官網看他的參賽作品。
照片名叫《光》。
畫面正中央，他的女助理穿着紅色衝鋒衣，舉着煙花棒，笑得張揚。
評委批註寫着：
“攝影師主動放棄了當晚七十年一遇的彗星，將全部曝光留給了畫面中的人物。”
原來，他的世界不是不能有光，只是不准我發光。
那天晚上，我把一千零九十六顆星星從瓶子裏倒了出來。
一顆一顆拆開，把裏面的那些話全部唸了一遍。
念給自己聽。
然後全部燒掉了。
天亮後，我把那三個空玻璃瓶洗得乾乾淨淨，整齊地擺在他的鏡頭箱上。
這世間本該有一萬噸浩瀚的星河。
而我不該，只在別人的鏡頭外等光亮。
......
第二天，陸衍的專訪定在下午三點。
早上他把背景布鋪好，牆上的昂貴鏡頭按焦段排列整齊。
“《國家地理》要來家裏拍專訪，你把客廳那些雜物收了。”
雜物是我的書，還有那三個空玻璃瓶。
我把書抱回臥室。
折返時，他已經順手把三個瓶子推到牆角，滿臉嫌棄。
“這幾個破瓶子留着幹嘛？太難看了，別進鏡頭。”
“先放着。”我輕聲說。
他沒再問。
記者三點整到了。
陸衍換了那件我上週剛熨好的黑色襯衫，坐在工作臺前。
我坐在廚房的中島臺旁，手裏攥着一杯涼透的茶。
“陸老師，《光》這張作品驚豔了所有人，能聊聊當時的情況嗎？”
陸衍的坐姿鬆弛下來，語速放得很慢。
“那天的最佳觀測窗口，本來鎖定了七十年一遇的彗星。
但深夜的山頂太冷了，零下十幾度。”
“我的助理沈星瑤冷得發抖，她點了一根菸花棒取暖。
火光亮起的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天上那些幾萬光年外的死寂星石，都比不上眼前這束活着的火光。”
記者發出一聲驚歎：“可是業內都知道，您定過一條死規矩，叫絕對的零光污染。”
陸衍笑了，眼睛裏帶着我從未見過的溫柔。
“規矩是死物，當那束光照亮她臉龐的時候，我心甘情願顛覆我所有的規矩。”
五年。
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守了一千多個夜晚。
他卻爲了另一個人怕冷，親手點亮了最刺眼的煙花。
記者翻了翻大綱，視線落在我身上。
“陸老師，家人對您的事業是甚麼態度？伴侶應該需要極大的包容吧？”
陸衍順着記者的目光瞥了我一眼，神色瞬間恢復了平淡。
“她不懂攝影，也不懂我們這行的苦。但她勝在安靜，從來不給我添亂。”
中島臺下，我的右手微微顫抖着蜷縮起來。
五年前，我的星空組圖也曾拿過國家級的金獎。
當年我也曾端着長焦鏡頭，在暴風雪裏通宵守候。
後來他說家裏不需要兩個攝影師，他需要一個穩固的大本營。
爲了成全他極致純粹的藝術，我把相機鎖進櫃子，退縮成他口中那個“不懂行”的保姆。
他大概是真的忘了。
送走記者後，陸衍走到書房門口：
“晚上幫我把移動硬盤裏的照片傳到網盤，星瑤要用，畫冊等着出圖。”
他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打開電腦，插上硬盤。
手機震了一下。
發件人：冰島國家天文臺雜誌。
“程女士，前幾天，我們再次仔細翻閱了您早年的攝影集。
那種對宇宙的敏銳捕捉力，正是我們尋覓已久的靈魂。
首席星空攝影師的位置始終爲您保留，不知您考慮得怎麼樣了？”
我盯着這封郵件，指尖發涼。
別人隔着半個地球，依舊認得出我的光。
而睡在我枕邊的人，只當我是個好用的保姆。
我退出網盤，點開郵件。
“感謝保留，請給我三天時間，屆時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