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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江時彥買的快遞到了。
我拆開紙箱，裏面是一隻相機鏡頭。
“白瑪的鏡頭壞了，當地不好買，我給她寄一隻。”
他將紙箱推到我面前。
“你幫我墊點東西，別摔壞了。”
我問：“多少錢買的？”
江時彥語氣隨意：“也就七千多，不貴。”
七千多。
不貴。
可是在西藏的最後一天，我們經過一家銀飾店。
我看中了一條九百多的銀手鍊。
試戴時，江時彥只掃了一眼價籤。
“旅遊區的東西都是交智商稅。”
“餘笙，你甚麼時候變得這麼虛榮了？”
我臉上一熱，默默將手鍊摘了下來。
白瑪站在旁邊，大概看出了我的難堪，還主動替我解釋：“這個是手工做的，價格不算貴。她戴着也很好看。”
江時彥卻笑了一聲。
“她就是容易衝動消費。”
我最終甚麼也沒有買。
走出銀飾店不到十分鐘，白瑪的鏡頭忽然卡住。
她說回去修一下還能用，江時彥卻追問了好幾遍型號和故障。
白瑪沒有放在心上，他卻記住了。
他抽走我用來裝三週年相冊的棉紙，墊在鏡頭下面。
那本深藍色相冊，是我準備了兩個月的三週年禮物。
扉頁上，我親手寫了一句話：
第四年，也請陸先生多多關照。
從西藏回來三天，江時彥一次也沒有翻開過。
“只寄鏡頭是不是太生硬？”
他一邊封箱一邊問我：“白瑪喜歡喫甜的，你下午幫我買幾盒你愛喫的巧克力。”
第三十五次。
我一字一頓：“我不喜歡巧克力。”
江時彥愣住。
“你每次買回來的巧克力，都是你自己喫的。”
屋子裏安靜了幾秒。
他很快皺起眉。
“不就是記錯了嗎？至於這麼較真？”
我看着他，沒有說話。
有些事情不是記錯。
是不在意。
我也沒有告訴他，從西藏回來的那天，我說自己還在低燒，想讓他陪我去醫院。
他隨口答應，第二天卻照常出門。
我一個人掛號、抽血，在輸液室裏坐到天黑。
護士問我家屬在哪裏，我看着旁邊的空座，只能說他工作忙。
後來我在鏡頭盒裏看見了付款小票。
時間是下午三點十七分。
那時護士剛剛替我紮上輸液針，我還在給江時彥發消息，問他甚麼時候到。
那條消息，直到深夜也沒有等來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