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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會場不到十分鐘，還是在路邊吐了。
身後有輛白色麪包車急剎，我眼前一黑，蹲在垃圾桶旁邊連呼吸都不會了。
最後送我去醫院的，是剛纔採訪我的記者許寧。
急診醫生翻完病歷，眉頭越皺越緊：“你這半年不是一直在做治療嗎？怎麼頻率反而高了？”
我還沒回答，我媽就趕到了，身後還跟着周可心。
看見我的第一眼，她先問的卻是：“剛纔採訪的素材有沒有流出去？”
許寧都愣了一下：“沈律師，她剛剛差點在路邊昏過去。”
我媽像是纔想起我，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額頭。“老 毛病了，緩過來就好。”
醫生沒忍住：“創傷後應激不是‘老 毛病’，她現在已經出現明顯軀體反應。家屬平時最好避免持續刺激源。”
他又翻到後面的繳費記錄：“而且她這幾個月複診斷斷續續，藥也有兩次沒按時開。是經濟上有困難嗎？”
我媽終於看向我：“沒錢爲甚麼不跟我說？”
我差點以爲自己聽錯了。
上個月我把治療賬單發給她，她隔了兩天才回：【基金會這邊有三個孩子要做司法救助，你先想辦法墊一下。】
現在當着醫生，她像是真的第一次知道。
我沒拆穿，只把視線移開。
我媽神色僵了一瞬。
周可心立刻往後退：“是不是因爲我？沈媽媽，要不我還是走吧，我不想姐姐因爲我生病。”
我媽轉身就拉住她：“跟你有甚麼關係？”
然後她看向我：“晚晚，你不能因爲她媽媽傷害過你，就把所有情緒轉移到她身上。”
我躺在病牀上，忽然一句話都不想說。
護士過來登記聯繫人：“緊急聯繫人還是沈清嵐女士嗎？”
我還沒開口，我媽已經替我答了：“是，我是她母親。”
她說得那麼自然，像剛纔那個拿走我賠償、送走我鋼琴的人不是她。
周可心把一隻文件袋放在牀頭：“姐姐，這是鋼琴的轉贈手續。我不知道那架琴對你這麼重要，我真的可以還。”
我低頭看了一眼日期，是三個月前，正好是我生日那天。
那天我給我媽打了七個電話，想問她晚上能不能一起喫頓飯。她最後只回我一句：【在外地做法律援助，別等。】
原來她所謂的法律援助，就是陪周可心辦轉贈。
我問她：“那天你也在？”
周可心臉色白了一下，我媽立刻接話：“是我讓她去的。鋼琴放倉庫五年都沒人碰，留着落灰有甚麼意義？”
“五年沒碰，是因爲你不讓我彈。”
我被找回來的第一年，最嚴重的時候整夜不敢關燈。
她給我買鋼琴，說甚麼時候害怕，就彈琴等她回家。我信了。
第七天，鄰居根本沒投訴，是她第二天要接受電視臺採訪，嫌琴聲影響她背稿。
後來那架鋼琴進了倉庫，我也再沒碰過。
我媽沉默兩秒，很快又皺眉：“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你怎麼甚麼都記着？”
“受害者要往前走，不能永遠靠過去綁架身邊的人。”
她頓了頓，又像律師勸當事人一樣補了一句：“心理治療不也是讓你脫敏嗎？真正的康復，就是學會面對。可心出現在你面前，對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突然覺得特別荒唐。
我的心理醫生用了五年教我甚麼叫建立安全感，她只用一句“脫敏”，就把讓我和人販子的女兒朝夕相處，說成了另一種治療。
這些話，她在無數場反拐講座上說過，每次臺下都會鼓掌。
可原來所謂“往前走”，只是讓我快點忘記她做過甚麼。
我拔掉手背上的針：“你說得對，我該往前走了。”
她明顯鬆了口氣：“想通就好。明晚基金會還有個直播，你和可心一起露個面，把今天的誤會說清楚。”
我穿鞋的動作頓了一下。
原來她以爲，我說的還是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