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在上海，風中揚起不屈的旗
【對上海的第一感覺，是新奇多於陌生，興奮多於恐慌。上海，能接納我這只不期而至的飛鳥嗎？】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順利地坐上了從蕪湖到上海的火車。19元車費，8個小時後就抵達上海了。當我站在黃昏的上海火車站廣場上時，我的口袋裏還剩下5元錢，我的胃裏是半斤蘇打餅乾。大川一路上對我無微不至，比我大3歲的他像哥哥一樣，幫我提着行李，帶着我倒了三四趟車，終於在夜幕中到達他上班的寶山鋼鐵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設材料處。他在這裏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種神祕的美，那些璀璨的燈光、令人目眩的高樓和馬路上奔馳的汽車，無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與我擦肩而過。我不敢過斑馬線，不敢東張西望，不敢開口說話。這是個天堂，身邊所有人與建築，汽車與樹木都讓我感到敬畏，感到它們的強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與卑微。
公交車上滿耳都是我聽不懂的吳儂軟語，陌生人們個個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識地看看我的左肩，那裏有一塊三角形的補丁。好在是夜晚，沒人會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塊補丁像打在我臉上一樣，讓我臉紅心跳，讓我不好意思。
對上海的第一感覺，是新奇多於陌生，興奮多於恐慌。上海，能接納我這只不期而至的飛鳥嗎？
我們在寶山區月浦鎮下車後，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帶我走進了寶鋼的大門。昏黃的路燈把我們的影子拉長又縮短，夜晚的寶鋼寧靜安詳，寬闊的馬路兩邊種滿各種花卉。大川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寶鋼是全國聞名的花園工廠，明天早上起來，你可以看到到處都是綠樹和鮮花。”
到達大川的宿舍時已經晚上9點，他的宿舍裏空無一人，宿舍裏掛着四頂蚊帳，他說他的三個同屋一定是在電視房裏看電視吧！那時正是食堂裏賣消夜的時間，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兩個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龍頭上衝了衝，跑去食堂買來兩碗肉絲麪。那碗到上海後喫的第一頓麪條，成了我記憶中最美味最難忘的佳餚。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麪條喫，捨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執地以爲，沒有哪一種飯菜，及得上那一碗肉絲麪。那一碗肉絲麪的香味，在我後來的日子裏一直縈繞不去。
在吃麪的時候，我忽然有種失真的夢幻感覺。昨夜，我還在媽媽的淚眼中爲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卻已身處千里之外的異鄉，時空變幻，世事無常。我這一走，面臨的將是怎樣的人生呢？
到達上海的第一晚平淡無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進了他宿舍後面一排的一間女生宿舍。那屋裏有一張空牀，我就在那張窄窄的單人牀上輾轉反側了一夜。淺意識的睡眠中，始終搖晃着母親傷心欲絕的淚眼和繼父暴跳如雷的怒罵。我一定在夢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來，宿舍裏那個四川女孩不會那樣問我：“你夜裏做噩夢了吧？又哭又喊的……”
我是在鍾鎮濤的《只要你過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來的，那是宿舍區的喇叭在催促人們起牀。宿舍區開始嘈雜起來。這是個陽光燦爛的清晨，陌生的空氣中有種鮮亮的色彩，讓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畢來到大川的宿舍時，他的三個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紹：“這是我的老鄉，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後你們大家多幫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長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臉都紅了。
我就這樣在寶冶材料處的一個女生宿舍住了下來。來了才知道，工作並不像大川在家裏說的那麼好找，他託了好多本地同事幫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進工廠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過去，一週又一週過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後來，大川的一個木工師傅好不容易幫我打聽到寶山有個地方需要剷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試試，在家連石頭都砸過了，剷煤對我來說就是小菜一碟了。沒想到大川堅決不讓我去，說那是男人乾的活，他寧願每天下清水面條給我喫，也不讓我出去喫這種苦。
我熱淚盈眶。我的到來已經增添了他的巨大壓力。材料處領導已經警告過他多次了，宿舍區裏不準住非職工。實在沒辦法時，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裏，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鋪張草蓆，點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鎖在木工房裏，這樣我就能安穩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來，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別人上班時，再從大門口堂皇地進來，給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驚魂不定的時候。有一天夜裏，材料處保衛科突擊查夜，因爲宿舍區裏像我這樣的外來人還不少。那夜真是驚險，得到消息的大川飛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從窗戶跳了出去，穿過雜草叢，爬過圍牆，跑到不遠的江邊，好歹躲過了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帶着非職工在宿舍區過夜，是要狠狠罰款的。
白天，爲了不招人眼目，我要麼躲在大川的宿舍裏不出來，要麼獨自翻過圍牆，去江邊發呆。我常常在江邊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個下午或一個黃昏。我時常遠眺長江對面的崇明島，和不遠處的吳淞口，期盼來往的船隻能停下來載上我，隨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這種幻想中傷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帶不走我的憂傷。
【就在家中第9次來信催促我寄錢回去還債的時候，我到上海後的第一份工作終於姍姍來遲。在一傢俬人小餐館做服務員，每月工資80元，包喫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最讓我傷腦筋的是，家裏不斷來信催促我寄錢回去還債。後來從妹妹的來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荊山鬧得沸沸揚揚，繼父逢人便說我的不孝，母親則淚水漣漣、長吁短嘆。她抑鬱的心情直接影響到傷口的癒合，直到我離家一個月之後，她纔去醫院摘掉了那根掛在她腹部的膽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們總算沒去大川家吵鬧，只是一遍遍寫信要錢還債。
最讓我感動的是大川。他當時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個月給自己家寄點錢的，我家的催款信來到之後，他二話不說，便每月從伙食費裏再擠出一份，給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時候，家裏又來信了，要錢還高利貸，連本帶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無淚。債務沉沉，何時才能還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別擔心，有我呢！”我還是想哭，爲他的話。
大川把那個月剛發的工資一分不少全寄給了我家，又找同事東挪西借了一點，還是不夠。他把自己纔買的40塊錢菜票賣給了同事，又把單位“十一”發的兩箱蘋果和梨也賣了，總算湊齊了錢，給我家寄了回去。
那個月，我們整整吃了一個月的白水面條和饅頭，最奢侈的是買了幾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歡吃麪食的，那個月喫得他面黃肌瘦，他喜歡鍛鍊身體。喫到後來，他連40公斤的槓鈴都舉不起來了……
好容易捱到11月份，大川發工資了，先還了別人一部分。我們終於喫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湯喝得乾乾淨淨。後來打來飯菜，大川總要先把菜一分爲二，因爲我跟他說我喜歡喝湯，不喜歡喫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對半分。米飯很糙，青菜也沒甚麼油水，可我們嚼得很香，像是品味世界上最美味的佳餚。
天漸漸冷下來了，找不到工作，閒不住的我又開始寫詩，寫散文和小說。然後委託大川幫我帶到月浦鎮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麼是退稿，要麼杳無音訊。給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詩歌編輯孫悅不厭其煩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勵。孫編輯不客氣地說我的詩歌寫得膚淺而幼稚，全是無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憂傷。我大受打擊，從此輕易不再寫詩歌了。我把所有情緒全都傾瀉在了日記中。
爲了緩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鬱悶，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輛花20元買來的二手自行車，教我騎。在老家，像我這樣快20歲還不會騎車的人是很罕見的。不是我笨，而是因爲沒錢買自行車。在寶鋼寬闊的柏油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後，終於穩穩地騎上了自行車。大川說，會騎車，也許會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個無微不至的兄長，細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來信催促我寄錢回去還債的時候，我到上海後的第一份工作終於姍姍來遲。在一傢俬人小餐館做服務員，每月工資80元，包喫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風吹日曬，是我在家鄉需要砸近100噸石頭、在破碎機上拉兩個月翻斗車才能換來的。大川送我來飯店的時候，一個勁叮囑我：“幫人幹活，小心着點，如果有甚麼委屈，就去找我。”
說罷，他騎上車就走。我的心裏湧動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現的第一雙援救之手啊，是他將我拉出了血淚合流的苦難歲月，拉出了暗無天日的少年時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許會陰暗得無法想象。
【大年初一老闆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鎮給家裏寄了點錢。到處是彩燈鞭炮，衣着光鮮的人羣。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溼起來。】
開始工作了，我把這份工作看得極爲重要和神聖。當時我天真地想，只要老闆不攆我走，我就要一直在這裏幹下去。我對着天空長舒一口氣：上海啊，我像一枚針，終於在你的領地上紮下來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闆阿亮的吩咐，5點鐘起牀，然後騎上自行車去月浦鎮的一家麪店買30斤掛麪。30斤麪條壓得我的自行車直晃盪，我上了兩回自行車，兩回都掉了下來。我泄氣了，乾脆推着車回去。沒料到，一回飯店，迎面就見老闆大發雷霆，因爲我回來遲了，影響到店裏做早餐生意。我戰戰兢兢地將麪條搬進廚房，另一個服務員紅妹剛剛從宿舍裏拎着開水瓶慢悠悠地走過來，我覺得不公平，但我沒敢吭聲，我必須保住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現我除了不太會騎自行車之外，我心靈手巧，並不笨拙。那時已是涼意襲人的十一月，但我已經汗流浹背。一半是走路熱出來的，一半是老闆罵出來的。
有民工來喫早餐了，老闆站在竈臺邊教我如何下麪條，教我放味精和鹽，叫我如何根據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澆頭。一個早晨過去，我已經學會有條不紊地同時下好幾碗麪條了，老闆的面容多少和緩了些。到了上午九點，基本上沒人來喫早餐了，我們才自己下一碗麪條。老闆娘喫大排面，老闆喫三鮮面，紅妹也喫大排面，而我，甚麼澆頭都沒敢放，就夾了一筷子鹹菜。很小的時候，媽媽就跟我說過一句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我牢牢地記着。
喫完早餐，就開始準備中午的飯菜了。已經在這家飯店做了兩年的紅妹只幹切菜配菜的活。剩下的擇菜、洗菜、傳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老闆娘是主廚，老闆是賬房先生兼招呼客人。其它菜都好洗，唯有肥腸，讓我噁心不已。老闆教我，先用鹽巴使勁搓洗一遍肥腸，然後再一根根反過來清洗，並把裏面的息肉刮掉。然後再放在鍋裏用開水焯一下，開水煮過的肥腸臭氣熏天，頭髮和衣服上都充滿那些揮之不去的怪味。但我還得嗅着那些噁心的氣味將肥腸從鍋裏倒出來，再一根根清洗一番……做過兩次之後，我也習慣了這種味道，一個在餐館做服務員的，還能講究甚麼呢？
我們的中餐是在下午兩點半左右開始的，我早已經餓得頭昏眼花，早上那碗麪條早在腳不點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闆娘炒了一盤鹹菜肉絲，一盤青菜，一碗絲瓜蛋湯，這就是我們四個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夾那些菜，既覺得不好意思，又覺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夠喫。我只能多喫飯。沒想到，當我去廚房盛出第二碗飯的時候，老闆娘發話了：“小趙，你的飯量不小啊！”我一怔，臉立馬就紅了。在家裏，我就着鹹菜也要喫三大碗米飯的，那時幹着體力活。到了上海後，大川每次都給打四兩米飯，我都喫掉了。
我和着眼淚，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飯。從那之後，我在老闆的店裏每頓只吃一碗米飯。有時幹活實在沒力氣的時候，我就使勁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廁所，而公共廁所又有點遠，次數多了，老闆以爲我在磨洋工，臉色也不好看。我只好連水也不敢多喝了，餓就餓吧！反正不會餓出人命來。
晚上，當我洗完最後一隻碗的時候，往往已經是10點多鐘了。當我回到和紅妹合住的宿舍時，睡覺都懶得翻身，站了一天的腿腳痠痛不已，手指被洗潔精浸泡得發白，指節腫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80元現錢，心情馬上舒暢起來。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頭相比又算得了甚麼呢？
一個月做滿了，我終於拿到盼望以久的第一份工資。因我洗碗時打碎了一隻杯子，老闆扣掉了5元錢，剩下的錢，我到月浦鎮上的郵局給家裏匯去70元，我還在匯款留言裏自豪地寫下一句話：這是我的第一份工資，掙的上海人的。生活彷彿向我綻開了久違的笑臉。雖是嚴冬，我卻覺得有種春風拂面的愜意。
那一年的春節我沒回家，我在老闆的店裏加班。因爲附近的工地上有民工們在幹活，老闆的小飯店基本上就是靠這些工人支撐着的。
大年初一老闆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鎮給家裏寄了點錢。到處是彩燈鞭炮，衣着光鮮的人羣。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溼起來。一個人，對家再怨恨，但在某個特定的環境和時刻，還是會無法遏止地思念和牽掛它。家，就是一個人無論走多遠，都能順着腳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顆心無論飄多遠，都會留戀地張望的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給自己買了一本嶄新的日記本和一疊方格稿紙作爲禮物。對於寫作的夢，我從沒放棄。
【我大喫一驚，這才意識到獎金是個陰謀。我像條案板上的魚一樣奮力掙扎，將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響，老闆見動靜大了，才氣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將錢扔在地上，咬牙切齒罵了句：“畜生！”】
我以爲，這份服務員工作我會幹很久的，因爲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
沒料到，半年不到，我卻果敢地炒了老闆的魷魚。首先是我實在無法忍耐老闆要我把發臭的雞頭和發餿的麪條賣給民工喫。有幾次，我揹着他扔掉了幾根臭得不能聞的帶魚，他就暴跳如雷，罵我不會節約。他說用油炸一炸，還是可以賣給民工的。他還振振有詞地說：“那幫窮鬼，他們也只配喫這些發臭的帶魚雞頭，好的他們還喫不起呢！他們身體結實，不會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這個唯利是圖的上海小男人臉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鬥不過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掙錢。
有一天上午9點多鐘，有個經常來我們餐館吃麪條的本地男人來到店裏，像往常一樣，要一碗大排面。我認識他，好像就是後面的那家紙廠的工人。平時他來吃麪條時，還喜歡沒話找話跟我搭訕，但我從來沒怎麼理他。那天，我轉身去廚房裏下麪條。沒想到，那個傢伙居然晃到廚房，趁我不備，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邊說：“快點，我餓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燒！我從來沒這樣被人侮辱過！我對這個輕薄的傢伙怒目而視，腦子裏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該往他的臉上甩一耳光。那傢伙也許看出我即將發作，識趣地離開了廚房。可我怎麼也無法嚥下這口被輕薄了的濁氣，我故意把麪條煮得稀爛，並挑了塊很小的排骨放在麪條上。然後我端着麪條，來到餐廳，故意“咚”地一聲，把麪條重重地放在這個傢伙面前的桌子上。
顯然，這個傢伙被我的舉止激怒了。他站起來，用上海話罵我服務態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發氣呢，馬上高聲回敬他：“就你這種不要臉的色鬼，還配甚麼服務？”他惱羞成怒，端起麪條要砸我。我順手提起一隻圓凳：“你敢砸我？試試？”坐在門口的老闆和老闆娘趕緊進來拉架。這是我來上海後第一次與人吵架，而且是和一個上海男人。我當時真被氣壞了，嘴裏亂七八糟地罵着“色鬼、不是東西、無恥的傢伙”一邊沒出息地掉下了眼淚。
那個傢伙從那之後再也沒來我們餐館吃過麪條。事後，我抱歉地老闆說：“對不起，我不該對顧客那麼衝動。”老闆然而安慰我：“這樣的人，活該你這樣對他。我們飯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麪條。”老闆的話讓我感到一陣溫暖，幾乎要感激涕零了，慶幸自己遇到一個是非分明的好老闆，從此幹活更加賣力。
我在這家飯店做到第五個月的時候，老闆對我的態度有了變化，先是紅妹回江蘇老家嫁人去了。於是老闆又招了一個女服務員，我便被“晉升”爲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歸新來的女服務員做。老闆私下裏對我說，他覺得我幹活十分盡心賣力，他要給我發獎金，我很高興，自己的辛勤勞動得到老闆的欣賞和承認，畢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沒想到，這傢伙卻另有所謀。有天下午休息的時候，新來的服務員出去給家裏寄信，老闆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飯店裏只剩下我和老闆。當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間裏整理菜的時候，老闆擠了進來，手裏捏着兩張十塊的票子，說是給我的獎金。我坦然地接過來，沒料到，他卻順勢把我往懷裏拉。我大喫一驚，這才意識到獎金是個陰謀。我像條案板上的魚一樣奮力掙扎，將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響，老闆見動靜大了，才氣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將錢扔在地上，咬牙切齒罵了句：“畜生！”這是我們家鄉罵人最惡毒的話了。
老闆訕訕地說：“這有甚麼？你太幼稚了，紅妹不也要了獎金嗎？”
我堅決地說：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說這話的時候，我就打定主意，要離開這個飯店了。至於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會找到的，並且會比現在的服務員工作更有發展前途。
月底，我義無返顧地炒了老闆的魷魚。老闆以加薪的誘惑挽留我，他以爲二十塊錢可以買動我卑微的尊嚴，他錯了。
好在我決定辭工之前，已經在附近的村子裏物色到一戶農家廢棄的廚房，主人家新蓋了樓房，舊房子遺留了下來，以低廉的價格租給民工們住。我找過去的時候，只剩下那間拆掉竈臺的廚房了，大約八平米，單獨開門，房東以每月十五元的價格租給了我。並給了我一張竹牀和一牀破棉絮，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個“家”。廚房離主屋有七八米的距離，隱身在一片小樹林裏，白天看起來很清靜，晚上就覺得陰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沒睡着，躺在牀上才發現抬頭可以看見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個小樹林裏隱藏着哪些喜歡夜間活動的小動物，它們一直在我的窗前門後弄出令人心頭髮毛的聲響。我忽然覺得自己就像個無家可歸的小動物，在別人熟睡的時候還睜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該往哪個方向走，這樣想着，鼻子就酸了起來……
【可是，小心也許能避免指頭不再被針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嗎？難道就因爲來自農村，就被打上了永遠的低賤烙印嗎？我不承認，也不甘心。】
大川得知我辭工之後，也非常焦急，他再一次發動所有同事朋友幫我找工作。不久，他們單位行政科陳科長告訴他：月浦鎮有家服裝廠正在招工，他讓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廠長，面試一下。我對如此七彎八繞的關係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運會如此輕易地降臨到我的身邊。但還是去了。
但令我驚喜的是，這次面試卻無比順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個扭轉我命運的日子。我來到了月浦服裝廠，我直接來到廠長辦公室，找潘祥芬副廠長。潘廠長是個親切溫和的中年婦女，她問我的年齡、學歷和會不會縫紉。我如實說了年齡，因爲有身份證作證。但在說到我的學歷時，我耍了個小小的花招，我說我讀到高中一年級，因爲沒畢業，所以畢業證也沒有。至於縫紉，我說我在家學過用縫紉機繡花，會踩縫紉機。潘廠長上下打量着我，眼神裏有種滿意的表情。果然，她當場就說：“明天你就來上班吧，試用期一個月。”
那時候，正是這家服裝廠蒸蒸日上的時候，四個車間排滿電動縫紉機，坐滿工人。除了小組組長、車間主任、質檢員、後勤部門和廠領導都是上海人之外，分佈在流水線上的全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妹。據說即將與日本合資，所以才繼續擴招流水線女工。與我同批被錄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週的培訓後，將會成立一個新車間。能在一家正規的服裝廠上班，這是農村女孩子夢寐以求的。
上班第一天，我又就把這份工作當成了永恆的飯碗。那時很天真，以爲只要抓住了一個工作機遇，就會一生無憂。那時我真的相信了這句話：命運往往就在你生命的角落裏徘徊，它不會挨家挨戶地敲門，而必須你自己去尋找。
如今想來，如果沒有月浦服裝廠，我在上海的打工經歷將是一片蒼白。正如我若沒有山上的砸石頭經歷，我的少年時光將沒有任何意義一樣。之後，在服裝廠的七年時光，是我的人生徹底脫胎換骨、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
正如世界上沒有一條現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沒有絕對的順利一樣——當我第二天正式踏進月浦服裝廠的大門，開始我的縫紉女工生涯時，我充分領悟了這句話真正的含義。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這份在我看來如此適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實包含無數看不見的艱辛和勞苦。我們這些學徒工進廠伊始，首先面對的就是要學會踩平縫高速縫紉機。但那種通過電壓產生動力的機器並不容易控制，雖然看起來十分簡單——腳尖一點踏板，它就呼呼飛轉；腳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來。但是，在它飛轉的時候，還要手上配合着縫紉，如果配合不默契，飛速縫紉着的針就有可能將你的手指紮成馬蜂窩。
剛到服裝廠，對服裝一竅不通的我和其他外來妹沒少挨師傅的責罵，負責培訓我們這些新員工的師傅是個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們都叫他潘師傅。也許是身爲上海人的優越感使他對我們這些外來妹們充滿鄙視。他對我們常常沒有好臉色，一點小錯就被罵個狗血淋頭。每個外來妹聽到他訓話，個個都噤若寒蟬。
到廠裏的第七天，潘師傅讓我們每人縫一條童短褲，以檢測我們的“技術”。可我不小心把前後襠縫錯了，潘師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臉上擠滿嘲諷：“儂穿褲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後？外地人就是笨……”全車間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臉上，我的臉在剎那間火辣辣起來，受辱的感覺燒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脣相譏，但我沒有勇氣。
最後我甚麼也沒表示，只默默拆了褲片，重新縫紉。但心裏卻在咬牙切齒：“總有一天，我也會做師傅的，要讓你也聽我的！”
出人頭地的念頭從我的每根頭髮絲裏冒了起來。
可是，才過幾天，我就爲學會縫紉付出了血的代價。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縫着衣服，潘師傅巡視了過來，在我身邊停下，看着我縫紉。我心一慌，手腳的配合也亂了，忽然，指尖一陣刺痛，上下飛快行動的針扎進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紅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讓我不知所措。潘師傅大罵：“儂眼睛瞎特了？弄髒了布料儂要賠！”
我這才感受到疼，連着心臟的疼，無法形容那種疼！指甲上有無數個小針眼，其中一個針眼裏扎着斷了的針頭……這種疼比在山上砸石頭時砸破手腳要疼數倍，這時的疼不僅是十指連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醫務室取針頭時，久忍的淚水終於隨着鑽心的疼痛傾瀉而出。醫務室那個和藹的女醫生安慰我：“別怕，每個做縫紉的小姑娘都會被這麼扎一次的，以後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許能避免指頭不再被針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嗎？難道就因爲來自農村，就被打上了永遠的低賤烙印嗎？我不承認，也不甘心。
【有一天晚上回家時，發現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紙箱子已經被徹底浸溼。我一抬頭，就看到了樹梢——油毛氈的屋頂被白天的暴風雨吹掉了一塊……】
生活不相信眼淚。哭過、疼過之後，我只能翹着包紮了的手指繼續幹活。因爲生活不是可以隨時按暫停鍵的影碟機，它也不可能停頓下來等待你的疼痛過去。
一個月後，我轉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裝廠簽了三年勞務合同。廠裏將從工人的工資里扣滿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離廠，押金不退。
服裝廠乾的是流水線的活，按件計酬，多勞多得，加班加點是常事。爲了多做些活，多掙點工資，我每天早上6點多就到了廠裏，晚上10點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處時，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驚魂”。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個不停，總是夜裏下雨白天晴。馬路上到處是積水，車間裏來自****的姐妹們到處傳說各自的家鄉遭遇了水災，最嚴重的據說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來，家鄉的大水是每年都要發的，每年的大水都會淹沒到我家的臺階。但家裏沒寫信也沒打電話來，估計問題應該不大吧。但是，也許因爲發大水的緣故，一些令人見之發毛的動物也都活躍了起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時已經快十一點，我開了門，照例先去牀邊拉燈繩。十五瓦的燈泡馬上發出暈黃的光來。因爲連天下雨，屋子裏瀰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黴味，這個廢棄的廚房是用土牆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轉身去關門，就在我轉身的剎那，我呆住了——門後的角落裏蜷縮着一大團蠕動的“長繩”。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細！蛇頭隱藏在腹部，兩粒綠豆一樣的小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閃着狡黠陰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時候赤腳走在田間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條死蛇，我也會嚇得魂不附體、跳着逃跑的。這條大蛇的出現讓我感到絕望！它會不會咬我？它有沒有毒？我到哪裏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誰會理睬我？也許喊叫會驚嚇到大蛇，它會向我發起進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鐘，還是決定將這個不速之客友好地“請”出去。
我悄悄移動腳步，從牆邊拿來長柄掃帚，謝天謝地，幸虧還是長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無惡意地用掃帚衝蛇晃悠，示意它離開。它開始蠕動起來，一團“長繩”開始鬆散。天啊！足有兩米來長。但它沒有向門檻那邊遊，而是順着牆根往我牀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掃帚揮舞的力度大了起來，一邊“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頓了一下，看看我，再轉頭看看門，門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歡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轉腦袋向門口游去。它沒有越過門檻，而是從門檻下面一個洞中鑽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來的通道。那蛇順着門外的牆根向樹林裏游去，窸窸窣窣的聲響一路遠去。我把門緊緊關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沒睡，病態地打開牀頭的紙箱子，一件件抖摟裏面的衣服，生怕裏面藏着一團小蛇。我又把牀上的席子翻過來檢查，還用掃帚的長柄把牀下的鞋子一隻只撥弄了一遍，雖然甚麼險情都沒發現，可我還是睡不着，開着燈半夢半醒了一夜。
還是那個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時，發現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紙箱子已經被徹底浸溼。我一抬頭，就看到了樹梢——油毛氈的屋頂被白天的暴風雨吹掉了一塊……我真正的欲哭無淚了！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在了牀上，就那樣守着一堆溼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處向工友們打聽附近的村子有沒有空房出租，終於在馬涇橋問到了有一家。那還是一戶農家，有一棟兩層的樓房，想把樓下的一間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電費每月各五元，總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後我購置了簡單的鍋碗瓢盆，一個簡陋的家隨即誕生。
隨後的6年，我就在這個小屋裏度過的。它像個忠厚的長者，見證了我在上海的苦樂悲歡。
我終於有勇氣給家人寫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訴父母：我永遠都不願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穩腳跟，我會把你們全都接到上海來。我還保證，家裏每個月都會準時收到我的匯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這封信會有甚麼想法，我爲自己的選擇和信念感到驕傲。因爲我必須爲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拼搏。
從進服裝廠的第三個月起，我的業績就開始扶搖直上，組長和車間主任都對我另眼相看。因爲我可以早晨六點多就來上班，晚上十點多才回。除喫飯和上廁所，基本上沒有時間被浪費，我一個人可以做兩個人的活。每當上新的產品，我總要求做最難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領，褲子的口袋和拉鍊等等，因爲工序越難，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個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資。每月在發工資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飛奔到月浦鎮郵局，給家裏匯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對付房租和伙食，一份買書，我所在的月浦鎮上有一家“月楊書店”，我幾乎成了那裏的常客，我買大量的雜誌期刊，研究它們的風格要求，我開始嘗試寫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夢。
雖然下班回來已經很晚，但我總要在泡腳時看看書，寫幾句詩，每晚總要熬到12點後才睡覺。那時年輕，熬夜根本不覺得很累，反而因爲看了書，晚上睡覺都覺得很香。可以說，在那些獨居異鄉的日子裏，是詩歌與書籍芬芳了我一個又一個孤寒無助的夜晚。
【我嗓門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腳的樣子，十分惱火。有個姑娘走路和說話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別人忙得火燒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樣子。有時我氣急起來，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兩腳。】
有一天，我寫了一篇短文，讓它震撼了整個服裝廠。
受歧視，幾乎是每個進城打工的農民們司空見慣的一種城市表情了。
在廠裏，上海本地人一般是不把流水線上的外來妹們當成自己人看的。提到外來妹，眉眼和神態之間都會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優越和蔑視。“你們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頭禪。
我學會了忍氣吞聲，那是一種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廠裏有位管質檢的老師傅，也許是對我每月的名列前茅心懷嫉妒吧，他對我的工序檢驗得格外認真負責，扣分罰款毫不手軟。而同樣的小毛病，如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麼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會遭到扣分罰款。每當車間的廣播裏叫到我的名字，讓我去一趟質檢車間時，我的心裏便開始發毛，不是怕罰款，而是討厭質檢員對我特別苛刻的吹毛求疵。
1991年“五一”勞動節，廠裏舉行文藝晚會，我毛遂自薦，報名表演朗誦。車間主任問我朗誦甚麼作品，我說我自己寫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應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會是在食堂裏舉行的，三四百人擠滿了偌大的食堂。鎮裏的幹部和上海市服裝進出口公司的經理都來了，和廠裏的大小幹部們興致勃勃地坐在臺下。直到上臺前，我也沒給任何人看我寫的是甚麼。直到輪到我上臺表演時，我一開口就讓臺下的所有人大喫一驚，我朗誦的題目是《你的歧視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廠三百多名外來工寫的，寫出了我們對命運的不屈，也寫出了對歧視目光的質問。
“我們是一羣外來妹，我們來自遙遠的農村故鄉，希望在這個繁華美麗的都市裏找到我們的棲息地……我們雖然出身低微，但我們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我們是用辛勤勞動換取報酬、改變命運的，我們並非來此乞討，請尊重我們，一如尊重你們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這些發自肺腑的語言是否能夠打動別人，但是，從全場的靜默程度來看，我多少打動了驕傲的上海人，或是震懾了他們。臺下的大小領導都齊刷刷地看着我，他們的目光比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們目光中的內容。但我看到前排幾個外來妹眼眶溼潤，她們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這次朗誦讓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裝廠裏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點文墨了。潘廠長對我猶爲賞識，親自到車間鼓勵我：“趙美萍，你好好幹，廠裏會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無論有沒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幹的。我得爲自己幹！
後來，這篇小文章發表在了《寶山報》副刊上，我的寫作慾望也開始蓬勃起來。經《寶山報》一位記者的介紹，我認識了鋼鐵研究所的一位劉金國老師，他把我寫過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後在他主編的《鋼研報》上發表，雖然每篇文章只有幾元錢稿費，但我卻感到了不小的滿足和極大的自信。從此之後，一份心情或一個生活細節，都能成爲我的寫作素材。即使買一條鰱魚做晚餐，我也會寫一篇《紅顏殺手》。看到每一篇手寫的文章變成了鉛字，那種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資還令人鼓舞。但與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線上縫紉工比起來，寫作只能算是業餘愛好。那時候的我，以爲自己也許會做一輩子縫紉女工。一個來自農村的小丫頭，又沒文化又沒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穩腳跟，做一名縫紉女工已經值得全家燒高香了。何況在當時，這家服裝廠的前程看起來無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裝廠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資，正式更名爲“上海熊田時裝有限公司”，所有服裝加工後全部返銷日本，以生產童裝爲主。廠裏所有人都歡欣雀躍，這就至少意味着，工廠的前景會越來越好了。
合資後，廠裏擴大生產線，又招聘了一批外來工，成立了新車間。而我，竟然有幸被廠裏提拔爲生產組長，後來知道，這是潘廠長力薦的。廠裏共有四個縫紉車間，另外還有一個裁剪車間和一個包裝整燙車間。每個縫紉車間有四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十四五個員工。以往，組長以上的幹部都是上海人擔任的。到我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當上小頭目，我又驚喜又惶恐，生怕辜負了頭頭們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懇懇，帶着剛剛招聘來的一批寧夏女孩，手把手教她們穿針引線，調整針距以及最基礎的直線縫紉技巧。這些臉蛋被高原的紫外線烤得像塗了胭脂的寧夏女孩似乎被當初的我還要笨拙，剛剛初中畢業的她們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線工作。一條簡單的直線，她們之中有的人居然學了一個星期還縫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爲例假來了肚子痛，就要請假休息。稍一訓斥，她們便眼淚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剛來廠裏時，被潘師傅百般嘲諷，想到自己當時所受的委屈和憤怒……
我嗓門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腳的樣子，十分惱火。有個姑娘走路和說話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別人忙得火燒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樣子。有時我氣急起來，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兩腳。
都是天涯淪落人。我對這批寧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導起來，我時常對她們灌輸“笨鳥先飛”的道理。與日本合資以後，日方派來了一位專管質量的經理，叫石川光付。這位日本小老頭工作態度十分嚴謹，每天都在滿車間轉悠，甚至會親自指導員工們縫紉操作技巧。我們都聽不懂日語，但是，他在縫紉機上的每一個動作我們都能心領神會。石川特意關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細心，不要給她們的心理上增加難度。這樣，她們學起來纔會有積極性。”話是通過翻譯錢先生轉達的，我對這個善良睿智的日本老頭敬佩不已。
一個月後，我帶領的這支縫紉小分隊開始進行正常的流水作業。小組和小組之間有時也暗暗較勁，比產量和質量。我對自己的小組充滿信心，我更想借此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頭地，機遇是關鍵。
【人，有時候就需要無情的鞭笞，才能激發自己的潛能。所以說，蒙受羞辱或受到打擊有時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爲鞭笞自己的動力的話。快馬也需要加鞭，何況人呢？】
一次，廠裏接到一批急單，五百套兒童套裝必須在三天內完成任務。其他小組都沒敢接，正好我們小組上一批的活兒已經接近尾聲，我主動向車間主任要求接下這批急單。我以極快的速度封好樣（先做一件樣品，送交質檢部門檢驗），順利通過質檢，然後迅速啓動小組流水線，抓緊時間趕工。第一天晚上，我帶領小組的姐妹們一直幹到11點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幹到11點。到了第三天晚上，還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沒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須整燙包裝出貨，航空運往日本。如有延誤，便得按照合同賠償客戶的經濟損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裏，整個車間只有我們這個組還燈火通明，機聲隆隆。幹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每個人都疲憊不堪，又餓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幾個姐妹實在熬不住，趴在縫紉機上睡着了。我也困啊，連續幾天的疲勞早已嚴重透支了體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腸刮肚地講笑話，惹大家發笑，我還要求每個人都講笑話，用笑話驅散疲勞，振作精神。小組裏有個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給我們講了個笑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蟲都被驚飛了，縫紉機重又響了起來，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響在黑夜裏。
望着這些來自****的打工姐妹，體會我們相依爲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覺得，世界上並非只有我不甘安於現狀的，每個走出山村，走出家鄉，走向都市的農村女孩，她們都很勇敢，她們都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大都市也正因爲有了這樣的打工一族，才變得多姿多彩，豐富美麗的。
熬夜的時候才覺得長夜漫漫，隨着手錶的指針一圈圈走過，窗外漸漸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從窗口照在了一張張蒼白疲倦的隔夜臉上。而我們的任務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圍攏在質檢臺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線頭。
已經陸陸續續的有工人來上班了。令我驚訝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來到車間，他是不放心我們能否完成任務。當他看到質檢臺上堆着如山一樣的成品服裝時，臉上漾起了滿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劃着問我們吃了早餐沒有，大家都疲倦地搖着頭。石川先生轉身就走了出去。
沒想到，過了一會，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譯錢先生提了滿滿兩袋麪包和飲料來到車間，讓我們趕緊洗手，到走廊裏去喫點心。對我們來說，加班趕工是常事了，但從沒遇到過老闆給員工買點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動，更惹得其他車間和小組的員工們又羨慕又嫉妒。
後來錢先生告訴我，石川先生之所以這樣做，是他被我們這個小組員工的敬業所感動。他說在廠裏這麼久，第一次發現我們這個小組的員工如此敬業，這是很多上海員工都不願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許就是從那時起，石川先生開始對我這個外來妹青睞有加。
通過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個職場規則：無論做甚麼事情，首先要敬業。唯有敬業，纔會被人賞識敬佩，更能顯示一個人的職業道德，也更能樹立一個人的人格和尊嚴。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執著和自信在這家蒸蒸日上的服裝廠裏佔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這是我的舞臺，也是我的陣地，更是我不斷向上攀登的臺階。每一層臺階都有不同的風景，我要一級級攀上去。此時，我的打工目的已經不是養家餬口那麼簡單了，我有了更高的願望。
這個時候，當初我進廠時拿着我縫錯的褲片對我冷嘲熱諷的潘師傅已經退休了，他沒看到我當上組長，沒看到我在這個廠裏出人頭地。不過這已經不重要的了，我在心裏依然感激他在我一進廠時，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則，我也許沒這麼快就揚眉吐氣的。人，有時候就需要無情的鞭笞，才能激發自己的潛能。所以說，蒙受羞辱或受到打擊有時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爲鞭笞自己的動力的話。快馬也需要加鞭，何況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個道理：我們不行，往往不是我們真的不行，而是因爲別人說了我們不行。如果我們堅信自己行，就一定會行！
【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堵那些惡毒的嘴巴。也許她們心裏依然不服氣，但還是必須聽我的指揮來做。】
每天中午打鈴下班時，花花綠綠的姑娘們像一羣蜜蜂一樣嗡嗡嗡地從各自的車間裏飛出來，有的還沒摘去白圍裙和白頭巾，噼哩啪啦地飛跑向食堂，去排隊買飯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搶先喫飯，而是先去門口的傳達室，看看有沒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點多鐘，郵差會來送一次信。
好像整個廠裏就數我的信最多。以至於看門的張師傅總是會特別照顧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屜裏，等我去時一併拿給我。那些信，多數是雜誌社或報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們的信。那時我最喜歡看《臺港文學選刊》、《上海文學》、《知音》、《女友》等雜誌。每月發了工資，在去郵局給家裏寄錢時，總要去“月楊書店”買回幾本，晚上下班後無論多晚，都要讀一小時。那時的雜誌上有很多文友、筆友的交友信息。有些發表的文章後面，也署着作者的聯絡方式。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認識了很多文學愛好者。其中不乏以後的作家。
我就是從《臺港文學選刊》上認識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歡楚楚，是因爲她絕美的散文。那時的《臺港文學選刊》的封二總是有一幅脫俗而優美的風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優美到極致的散文。欄目就叫《行走的風景》，我瘋狂地喜歡上了這個欄目，每月都給楚楚寫信，她偶爾也回。寥寥數語，卻溫熱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卻對他敬佩到極點。我是在《臺港文學選刊》上看到他寫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樣，因爲家境貧寒，沒讀甚麼書，他也沒按照父親的指點去街頭幫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筆，在人們的白眼和不解中鍥而不捨地寫起了文章。他的文筆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時，才二十多歲的他已經是嘉興市小有名氣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寫得極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覆，我的每篇習作他都仔細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夾了一張《嘉興日報》來。在副刊裏，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寫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薦下發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鉛字的文章，應該算是我的處女作吧！
我像范進中舉一樣欣喜若狂，把報紙拿給許多同事們看，在車間裏造成了不小的轟動。如果說那次“五一”節趁機朗誦自己寫的《你的歧視我不懂》，讓全廠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話，那麼，這篇文章的發表，更證明了我還會寫作。
這篇短文的發表大大地鼓勵了我，它像一盞燈，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條路。
以後寫得越發勤奮。不管下班多晚，總要寫上那麼幾頁紙的。那紙是我趁着休息時到城隍廟批發來的，500格的方格稿紙，紙面滑爽，藍色圓珠筆寫在上面像溜冰鞋輕巧地滑過冰面，乾淨順暢。思維也像潺潺流水，一氣呵成，順着筆尖不停流淌。
那時的寫作苦到極點，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窩裏，腿上墊着厚書埋頭寫，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痠疼痠疼，右手還長了凍瘡；夏天，穿上長衣長褲對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還常常在寫作的稿紙上落下一灘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詩《嫦娥》經《萌芽》的沈剛編輯推薦在《上海僑報》上發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筆稿酬——5元錢。我把這筆錢仔細地放在筆記本的夾層裏，從未捨得用掉。對我，這是個美麗的紀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頭條刊發了我寫的《母親、鐵錘、石頭》，拿到了120元稿費。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級以上報刊發表文章，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學進軍的信心。
【在花嬌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時常想起她，想她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在那塊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甚麼？……】
打工，永遠是合着血淚與艱辛的兩個字眼。這年冬天，就在春節即將臨近的那幾天，我的身邊發生了一件極爲悲慘的事情——廠裏有個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時遭遇車禍而死！
這個不幸的打工妹叫陳花嬌，28歲，來自四川比較貧困的南部縣農村。我們曾在一個小組做過同事，經常在一起說笑，她幹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車間裏的前幾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兩年了，一心想掙點錢回家蓋新瓦房，家裏還有個6歲的女兒，眼看要上學了，學費也得掙回去。冬季的泥水活並不多，因此花嬌的丈夫準備早點回家過年，他要妻子花嬌跟他一塊回去。花嬌說，廠裏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終獎就泡湯了。丈夫很固執，堅持要花嬌跟他一起走，火車票都買好了。花嬌只好去跟廠裏請假，車間主任不準。花嬌無奈，只好去退了一張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惱火，臨走怨恨地對花嬌說：“你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遠不要回去了。”誰知，這氣句話竟成讖語。
花嬌的丈夫走了之後，爲了多掙點錢，花嬌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後騎上自行車，穿過廠門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個無月的夜晚，將近11點的時候，花嬌纔出廠門。寒冬臘月，路上行人稀少，雖然這是一條二級公路，但是廠門口卻有很長一段沒有路燈。寬闊的馬路上偶然有一輛車心急火燎地駛過去，留下一股灰塵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嬌一定是加班加得頭昏腦脹的，耳朵已經被車間裏縫紉機的轟鳴震得嗚嗚作響，否則，她不會聽不到呼嘯而來的那輛卡車，它像一個巨大的鬼魅，風一樣裹挾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連車捲進了飛速行駛的車輪之中，肇事車輛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發現花嬌的時候，她已經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個多小時，頭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經在寒冷的夜風中逐漸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涼，沒有一絲呼吸……發現她的人看到她躺在離我們廠不遠的路面上，於是將情況告訴了門衛。門衛趕過去一看，花嬌已經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廠裏統一發的紅黑相間的棉衣，說明她就是廠裏的女工。她那已被壓扁的自行車的車籃裏，躺着一張考勤卡，於是人們知道了這個不幸的女子名叫陳花嬌。
28歲的花嬌就這樣死了。死在1994年春節來臨前幾天。當她的親人跌跌撞撞地從老家趕來時，花嬌已經孤零零地躺在寶山區醫院的太平間了。她6歲的小女兒和60多歲的老父母都來了，在廠裏哭得驚天動地。只要有人拿顆糖給那個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淚，有滋有味地吮起糖來，那天真無邪的模樣，看得人心酸不已。廠裏後來召集了募捐，廠裏的每個人都往那個用紅紙糊起來的募捐箱裏塞了錢，我塞進去五十元。廠裏出於人道主義，給了花嬌的家人幾千元撫卹金，花嬌的家人便拿着這筆錢，捧着花嬌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這件事情給我觸動十分的大。我和花嬌雖不在一個車間，但曾在一個小組裏呆過，我們還曾一起去月浦鎮看過電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兒，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要掙錢供女兒讀書，讓女兒將來脫離農村苦海。在花嬌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時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臉和單薄身子，想她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在那塊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甚麼？……
也是因爲花嬌這件意外事件，我決定回家過春節。這是我離家出走之後第一次決定回家過春節。以前的春節一直沒有勇氣回去，但是，花嬌的離去讓我領悟到了生命的無常與脆弱。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續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時會有多少遺憾留下來。
大年三十那天，我還是回家了。給家裏的每個人都帶了禮物，我給父母各買了一套棉毛內衣，給妹妹買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個春節過得少有的溫馨。繼父很自豪地逢人就誇我的能幹，把我帶回去的香菸四處散發。而我每天呆在家裏，非常不願意拋頭露面，因爲那年的離家出走曾被村人作爲“私奔”話題傳得沸沸揚揚，自尊依然有點難以接受。在家裏呆到第三天的時候，父母爲一件小事情又開始了脣槍舌劍，吵得雞犬不寧。我的心漸漸涼起來，我知道自己該走了。
臨走的時候，妹妹可憐兮兮地問我：“姐，你能帶我去上海嗎？”我說那裏很苦的，你能喫苦嗎？妹妹說，喫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願意看到他們吵架時那種可怕的嘴臉。妹妹的話讓我心酸，爲父母而心酸。如果連自己的子女都不願意呆在身邊，爭先恐後地要離家出走，做爲父母，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們的父母永遠不會想到這一點。
於是，我把妹妹也帶到了上海。父母倒沒甚麼意見，他們只關心我們每月能給家裏寄回多少錢。
我把妹妹帶到廠裏，把她安排到一車間四組拷邊。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麼孤單了。寫作也更爲勤奮。此時，我開始把寫作當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個月後，我終於在書報攤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現代家庭》，頭條便是我寫的《媽媽，別哭》，足足有三個版，媽媽和繼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間，作者署名是“趙美萍”。】
1994年夏天，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勞動報》聯合舉辦“打工在上海”徵文，我決心一試。我想起了花嬌，用兩個晚上寫出了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後，我點出了寫這篇文章的主題：金錢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爲可貴。雖然我們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爲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沒有了生命，任何夢想都將灰飛煙滅。
然後，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寫在方格稿紙上，用掛號寄給了“打工在上海”徵文組。接下來就是盼望了。我對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覺得自己寫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狀態，並且飽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讀了這篇文章都會唏噓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嬌》最後獲得了一等獎。我得到通知，將在上海老八仙橋飯店領獎。我準時去了，輾轉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到了那裏才知道，徵文的評委們都是《上海故事》和《勞動報》的資深編輯或總編，還有滬上知名作家。參賽的作者有大部分是報社記者或通訊員。像我這樣來自車間一線、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頒獎過後，當時還在上海電視臺《文化風景線》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現場採訪我，和晶問我：“你是高中畢業出來打工的嗎？”“不是，我只讀到小學畢業。”我話音一落，當場很多作家、記者先是愕然，既而爲我熱烈鼓掌，那些掌聲讓我淚眼朦朧。我在他們的追問下，簡單地說了自己來上海打工的經過。人們頻頻點頭，我從他們的目光裏看到了欣賞和讚許。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認和讚揚。我低着的頭開始自信地昂了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的徵文獲獎，獎金200元。不久後，《花嬌》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雜誌上。該雜誌副總編輯蔡鷹揚老師對我說：“小趙，你讓我們上海人汗顏。如今多少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僅在上海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還能寫一手好文章，好好寫吧，你會成功的。”後來，蔡老師自己寫了本書，把我的故事寫進了他的書裏。
也就是從1994年起，我的寫作生涯正式開始。當時比較喜歡看《知音》、《女友》和《現代家庭》等雜誌。那些雜誌裏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盪着我，我想：發生在我家的故事夠複雜坎坷的了。那是多麼好的寫作素材！
經過一番醞釀之後，我鼓足勇氣，以母親半輩子的不幸遭遇爲主題，寫成了一篇《媽媽，別哭》，郵寄給了《現代家庭》的林華編輯。沒想到，過了半個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夾在裏面，我心裏一冷，以爲又是退稿。但是，我打開一看，立即驚喜交加——林華編輯給我回了一封短信，讓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還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見，有的錯別字也改正了過來。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點想哭。希望在燃燒了！
我很快滿懷激情地改好稿件，轉乘了好幾路公交車，親自送到了《現代家庭》雜誌社。可惜林華編輯當時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給了其他編輯，他們答應我會轉交給林華。接下來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夢都是捧着新出版的雜誌，范進中舉一樣狂奔在路上……
兩個月後，我終於在書報攤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現代家庭》，頭條便是我寫的《媽媽，別哭》，足足有三個版，媽媽和繼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間，作者署名是“趙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氣買了5本雜誌，歡天喜地地跑回住處，讀了一遍又一遍，一邊讀一邊流着喜極而泣的淚水……
兩個月後，我的另一篇《繼父，也是父親》又在《現代家庭》上發表了。這是一篇散文，寫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個字都是飽含淚水撰寫的。
這下，全廠所有人都知道我會寫文章了。我從女工們眼裏看到的是佩服，從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過這些都無所謂了，任何目光都改變不了我寫文章的激情。有夢不覺人生寒！
【我在廁所裏呆了足足有10分鐘。本來我想哭的，但是沒有眼淚。心裏竄來竄去的就是憤怒。在那個臭氣熏天的廁所裏，我再次發誓：我一定要在這個廠裏出人頭地！】
但我沒想到，廠領導也因此對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廠長把我叫到辦公室，第一句話就嚇了我一跳，她開門見山地說對我說：“趙美萍，你很聰明，又很能幹。你在廠裏三四年，一直是我們重點培養的對象，現在廠裏決定調動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動起來，不知道有甚麼好差使落在我的頭上。
“厂部研究決定，把你調到技術部做技術員。你也知道，金科長要生孩子了，現在技術部只有一個技術員，忙不過來，這對你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你這麼聰明，很快就是適應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語，從來沒看過設計圖，又沒在技術科實習過，萬一出了差錯……”我脹紅着臉，結結巴巴地說。
“這些你不要擔心，石川先生會指導你的。” 潘廠長鼓勵我，“隨着工廠規模的不斷擴大，廠裏決定培養有文化的後備人才，第一個就選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機會，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呢！”可不是麼，進技術科不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點，好歹還是坐辦公室的幹部呢！
我只得硬着頭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頭皮坐進了技術科辦公室，硬着頭皮看起了日文技術資料。
在服裝廠裏，技術科是重要的中樞部門，所有的技術和質量要求全由技術員說了算，技術員是根據客戶設計的服裝圖紙和質量要求，佈置操作工藝流程的。有一點差錯，便是技術員的責任。尤其是日本人，對童裝的質量要求十分嚴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縫處橫格一定要對齊，相差不得超過半毫米。訂紐扣的位置有嚴格尺寸，並且隨着服裝尺碼的大小，紐扣的間距會不一致，甚至紐扣的數量也不一致。各種服裝輔料更是五花八門，看得人頭昏腦脹，眼花繚亂。一不小心，配錯了輔料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不僅要重新返工，還浪費很多輔料，並會影響交貨時間。
剛進技術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從圖紙到樣板，每一樣工序、每個步驟都認真地核查，小心地寫工藝流程操作單，生怕出半點差錯。好在石川先生十分關心我，每天都到技術科轉轉，看我有沒有問題要請教他。翻譯錢先生寸步不離地跟在他身後，我每問一個問題，石川先生都會認真耐心地爲我講解，邊講解邊畫圖。我的領悟力還比較強，很快把簡單的日語圖紙看明白了。那時我跟的單子是金科長以前跟的日本“今時亞洲”公司的訂單，訂單是通過上海時裝進出口公司轉來的。熊田時裝公司實際上是由日本、上海時裝進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裝廠三方合作的。
一開始當上技術員，除了廠領導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對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時裝進出口公司的業務員肖小姐是“今時亞洲”公司的跟單業務員，也就是我的“上家”。在業務上，我與她直接聯繫。有一天，肖小姐來廠裏“視察”生產情況，潘廠長將我叫到辦公室，介紹我與肖小姐認識。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話問潘廠長：“伊是個外來妹啊？”她也許不知道我已經能聽懂八九成的上海話了。潘廠長鄭重地告訴肖小姐：“小趙是我們廠裏百裏挑一的好苗子，聰明肯幹，認真心細，我們有意培養她。”肖小姐搖搖頭，翹着下巴，眼睛並不看我。於是，我識相地先行告退。我不會傻到要親耳聽別人對我不恭的評價。
我剛一出門，肖小姐尖刻的話就從門裏迫不及待地傳出來：“看伊一副土裏土氣的樣子，怎麼能勝任這麼重要的工作呢？要是出了差錯，阿拉負不起責任……”
我的怒氣從腳底升起來，一路竄過心臟，怒火燒得我面紅耳赤，幾乎每一根頭髮絲都受到影響，麻酥酥的立在頭上，我真正體會到甚麼叫怒髮衝冠。甚麼叫狗眼看人低，這就是！
但我無法發泄。我衝上樓，在二樓我轉身進了旁邊的廁所，用腳使勁踢了幾腳廁所的門，那門無辜地“咣噹咣噹”發出巨響，劇烈地一開一合，像是抗議我的虐待。我在廁所裏呆了足足有10分鐘。本來我想哭的，但是沒有眼淚。心裏竄來竄去的就是憤怒。在臭氣熏天的廁所裏，我再次發誓：我一定要在這個廠裏出人頭地！
【那時我年輕氣盛，一生氣，臉會紅到脖子，真想衝上去，給那無中生有者一個結實的耳光。但我還是忍住了。當你被狗咬了一口，難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嗎？】
肖小姐再在潘廠長的陪同下來到車間時，我已經平心靜氣地在二車間三組給員工們上技術課。我的操作工藝單寫得十分詳細，連拼縫都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