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流預警那天，景區大巴翻進山溝，我和雙胞胎姐姐被困在車廂兩頭。 救援隊破窗的時候，我爸衝上去抓住隊長的袖子： “我女兒在最後一排！穿粉色羽絨服那個！” 我媽跪在碎石上磕了三個響頭： “先救後面的，她從小貧血，求求你們！” 隊長扭頭問： “車上還有沒有其他傷員？” 我爸急得跺腳： “就一個！就我閨女一個！” 我在車廂前半截，被座椅卡住右腿，額頭上的血糊了滿眼。 我張嘴喊了一聲“爸”，聲音被鐵皮擠壓的聲響蓋住了。 最後是陌生乘客幫我掰開了卡腿的椅背，把我從破碎的擋風玻璃那裏拖出來。 我一瘸一拐走到救援點，姐姐已經裹着保溫毯坐在擔架上了。 我媽一邊給姐姐喂水，一邊哭着說： “再也不出門旅遊了，嚇死媽了。” 我爸半蹲着幫姐姐脫被泥漿泡爛的鞋，手都在抖。 醫生掃了一圈，注意到我： “這位小姑娘，你腿上的傷必須縫針。你的監護人呢？” 我站在原地，看着姐姐被三個人圍在中間，像捧着甚麼稀世珍寶。 “醫生，我沒有監護人，麻煩你幫我縫吧，我不怕疼。” 那年我和姐姐一模一樣的臉，一模一樣的血型，一模一樣的基因。 唯一不一樣的是， 她沉下去的時候有人撈，我沉下去的時候，只能自己游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