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出肝癌晚期那天，第一反應是拒絕家屬配型。 妹妹已經爲我割過一次肝。 我不能再害她。 九歲那年，我從手術室醒來，媽媽指着妹妹腹部的紗布告訴我： “念念把肝給了你一半，這條命是她救的，你得報恩。” 從那以後，我再沒和妹妹爭過。 妹妹喜歡我的房間，我就搬進悶熱的雜物間。 妹妹想要學舞蹈，我就放學後洗盤子，替她掙學費。 妹妹考不過我哭鼻子，我就撕了清北通知書，去了本地的二本大學。 確診後，我沒告訴家裏。 一邊偷偷辦理休學，一邊把攢下的治療費留給妹妹參加藝考。 直到醫生調出十年前的手術記錄，疑惑地問我： “誰說你接受過肝移植？” “病歷上寫得很清楚，你纔是捐獻者。” 原來，十年前割下一塊肝的人是我。 被我從死亡線上救回來的，纔是妹妹。 當天晚上，我渾渾噩噩地回到家，卻意外聽見媽媽問： “把捐肝的事反過來騙她，是不是太過分了？” 爸爸不以爲意： “她那麼爭強好勝，不騙她欠妹妹一條命，她怎麼肯讓妹妹一輩子？” 我站在門外笑出了眼淚。 原來我用一塊肝救了妹妹，卻被他們騙着還了十年的債。 可我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再也等不到手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