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腎衰竭那年，他的未婚妻沈清宴把一針麻藥扎進我脖子。 醒來後我已經少了一顆腎。 哥哥得知後無法面對我，撕毀婚約飛去了溫哥華。 爸爸只在意和沈家的聯姻，纏着沈清宴不放： “我大兒子跑了，小兒子還被你摘了腎，你必須對他負責，跟他結婚！” 沈清宴依言和我結了婚，說她的餘生都用來償還。 可婚後哪怕她對我百般呵護，我始終不信。 直到我急性白血病進ICU，她連夜做了配型，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給了我。 手術後，她握着我的手： “你身體裏住着我一部分，我欠你的命也長在你血管裏。” 我終於心軟了。 之後十年，她爲我生了一女一兒，以爲我們真能走到終點。 直到小兒子四十一度高燒的那個雨夜，她接了個電話奪門而出。 我一個人打車去急診，病危通知書籤了兩回，她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天亮後我回家拿陪護衣物，卻看到她正摟着哥哥坐在沙發上： “我贖了十年罪，夠了。” 我哥眼眶微紅地推她，說她已經是我的妻子。 她的聲音發抖： “我會跟他講清楚。” 我站在門外，忽然笑出了聲。 原來這十年，我只是替哥哥，暖着一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