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給李霽野的一封信中曾談到他不願寫自傳，也不願意別人替他寫傳。他認爲自己這個人很平常，不必要寫傳。 注 《魯迅書簡》，卷1，第79頁。
在《死後》一文中，他又寫了與此有關的一段話。他寫自己死後有一隻青蠅“嗡地一聲”停在他的顴骨上，舐他的鼻尖。他於是懊惱地想：“足下，我不是甚麼偉人，你無須到我身上來尋做論的材料……”
可是，與魯迅的願望相反，由於他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盛名之下，人們竟爲他寫下了無數的“傳”和“論”。如果魯迅死後有“靈”，對自己在國內國際上所獲得的這種殊榮，會作何感想呢？
現在又出現了我這一本書，魯迅會不會感到又來了一隻“青蠅”做“論”，因而煩惱起來呢？
我只能爲自己辯護。因爲，我這裏做的並不是一般的“傳”或“論”，而是一本和常見的頌歌相去甚遠的研究。而且，我之所以寫這一本書，是因爲魯迅四十年間大量著譯所提供的證據，使我深信：儘管他自己非常謙虛並自我節制，他的有些東西卻在神化的過程中被扭曲和誤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闡釋。當然，魯迅自己或許並不求理解，如他在許多自我解剖的文章中所表明的，他寧願將那些內在的鬼魂保存在自己的心裏。
我研究魯迅，多年來蒐集了大量第二手材料，讀後很失望，決心摒棄這些材料的影響而以閱讀原著爲基礎，由於魯迅的著譯是如此大量而複雜，我的理解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常常回頭重讀又發現了新的意義。魯迅作品的複雜程度，使它的原義往往避開研究者的理解而不是直截了當地向他說明，從這意義上說，或許任何人的研究也難於窮究其全部，或可稱定論。我這本綱要式的書，也只能算是向揭示某些其他學者未曾分析過的方面走出了第一步。我熱忱地希望這本頗不“正統”的研究會引起一些論爭，從而也使魯迅研究能更堅實、更深入地繼續進行，由於我在研究中閱讀了許多中國學者的論著，對他們的有些看法頗持異議。這方面的論爭西方讀者不一定很感興趣，所以均放在註釋中說明。
魯迅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人，他的生平也幾乎是常識了，所以我在此只作簡單的介紹：他於1881年生於浙江紹興一個敗落的書香之家，少年時受過傳統教育，以後到南京上學堂，接受新學，1902年官費留學日本。去日本後先是學醫，1906年突然停止學醫，全力作文學工作。在日本的七年中，他的文學工作是失敗的，1909年回到中國。直到1918年才又重新從事文學，以爲《新青年》寫的《狂人日記》一舉成名。這篇作品由於使用白話，由於高度的主觀性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擊中要害的批評，被認爲是中國第一篇現代的小說。
隨之而來的是《吶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在寫小說的同時，魯迅還在北平、廈門、廣州的大學裏執教。在1918年至1936年間，他還寫了十六卷雜文，一本回憶集，一本散文詩，一本歷史小說，約六十首詩，約六部學術著作（主要是關於中國古代小說的）以及許多翻譯作品（譯自俄國、東歐、日本）。所有這些，加上大量的書信和日記，迄今爲止，至少已出過四次全集。
從1927年年末起，他開始定居上海，成爲新文人中的老前輩。目擊了中國政治的多次興衰變化以後，他走向左翼，是1930年成立的“左聯”的創始人之一。這段時期，他不但參與了多次和右派的、中派的“敵人”的論戰，而且也捲入了左翼陣線內部的許多是非之爭。他去世時是一個痛苦的、憤怒的人，被那些他曾爲其革命目標而鬥爭過的人們所疏遠。
本書的組織結構分爲三部分，大體上按年代劃分。前已說到，我試圖理解魯迅是經過一個漫長過程的。十多年前，當我最初涉足魯迅研究時，曾從心理學方面理解這位偉大的作家，後來反覆思考，終於確定魯迅作品的意義在藝術方面多於心理方面。因此，本書着重談魯迅的藝術，將心理方面的問題僅放在敘述他從童年到開始成爲作家期間這段生活的第一章。第二章說明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認識和學術研究（在年代次序上略有顛倒）。這兩章總起來是第一部分，作爲後面研究他的創作時的背景材料。
全書的中心是第二部分，闡釋魯迅創作的三大文類：短篇小說、散文詩、雜文。先師夏濟安曾分析過魯迅作品的“黑暗方面”，認爲其中心是在他的散文詩集《野草》中，當然在他的許多小說和早期雜文中也都有所表現。這見解是開創性的。但本書所論更集中於魯迅的短篇小說，因爲它們既是偉大的藝術作品，西方讀者又比較熟悉。
第三部分論及魯迅生平的最後十年，集中研究他對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的看法。這也是一個佔據了他的政治意識的中心問題。正如前面那些章節一樣，我在這部分也主要是分析魯迅自己的作品，但是在第九章也揭示了一些左翼圈子裏複雜的人事關係（在這方面，夏濟安的敘述 注 這方面情況及前面所引關於“黑暗方面”的論述均見夏濟安《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書。 較細緻，我只能增加些新材料）雖然我並不希望我的研究只被人們從政治思想上來判斷，但本書這一部分的分析或許將是最易引起爭議的部分。此外，這一部分中還探索了目前還沒有受到學者們足夠注意的關於魯迅對蘇聯文學及其理論的借鑑問題。由於缺乏足夠的文字材料，對三十年代左翼文壇的內部糾紛還不甚明瞭，這部分論述只能依靠目前已有的材料，俟以後有新材料時再作補改。 注 這後面還有一段對幫助作者完成此書的人們和機構的感謝文字，譯時從略。——譯者
謹以此書獻給魯迅先生之“靈”，不論他是在“天”還是在他更偏愛的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