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從辦公室出來，腿軟得站不住。
扶着牆站了一會兒，才往外走。
大一剛開學，王豔茹就盯上我了。
第一次班委會時，她把我單獨叫到辦公室。
“林茵，你是團支書，要多幹活。”
她指着牆角一堆教材。
“你記得把這些搬到五樓倉庫，明天要發。”
我看了看那堆書，起碼兩百斤。
“王老師，這太多了，需要男生幫忙——”
“男生？”她笑了一聲，“男生有男生的事。你一個農村來的，多幹點活怎麼了？鍛鍊鍛鍊。”
於是我一個人上下搬了整整四趟。
晚上回去胳膊抖得拿不住筷子。
室友問我怎麼了，我只是搖搖頭說沒事。
然後自己默默嚥下了這些委屈。
從那以後，這種事就成了常態。
搬辦公室飲用水，叫我。
打掃會議室，叫我。
整理畢業生檔案，還是叫我。
王豔茹永遠那句話：
“林茵，你是團支書，得起帶頭作用。”
可週序白也是班委。
他從沒搬過一桶水，沒掃過一次地。
而且有甚麼好事都優先緊着他。
每次我去辦公室幫忙時，都看見王豔茹給他泡茶。
“序白啊，坐着歇會兒，這些活哪能讓你幹呢。”
她諂媚的笑着把茶杯遞過去。
“平時學習這麼努力就算了，你爸媽剛給學校捐了座實驗樓，累着你了我們可沒法交代。”
周序白靠在輔導員的椅子上，翹着腿刷輔導員保管着的手機。
眼皮都不抬一下，活脫脫一副公子哥的樣子。
那天晚上，我在圖書館自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