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你爲甚麼想當律師？”
我在平板上飛快地打字。
電子女聲回答她——
“因爲我父親在工地幹了十幾年，從沒拿到過應得的工資。”
“因爲他從腳手架上摔下來摔死，沒有人賠過他一分錢。”
“因爲我想替所有像他一樣的人說話。”
面試室裏安靜了很長時間。
那位女教授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
“你知道當律師有多難嗎？正常人都未必能熬得住。”
“我知道。”
“你可能會受到很多歧視，很多不公。”
“我知道。”
“你可能十年都找不到一家律所願意要你。”
“我知道。”
她又沉默了。
然後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我叫林若溪，東華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
“蘇瑾瑜同學，歡迎你報考我的專業。”
大學四年，我沒有缺過一節課。
聽不見老師說甚麼，我就坐在第一排正中間，死死盯着老師的嘴型。
同學們做筆記靠聽，我做筆記靠看。
一堂課下來，眼睛酸得睜不開，就滴幾滴眼藥水，下一堂課接着看。
看不懂的口型，下課就拿着筆記本追着老師問。
有老師不耐煩，擺擺手說“下節課再問”。
也有老師直接在課堂上說：
“有些同學基礎實在太差了，我建議先去補補高中知識再來上我的課。一堂課下來連筆記都記不全，這不是浪費大家時間嗎？”
我低着頭，一個字都沒辯解。
下課後，室友把我的筆記本搶過去看。
她翻了十幾頁，忽然把本子往桌上一摔。
“蘇瑾瑜你瘋了吧？你連老師講的冷笑話都記下來了？！”
是的，我分不清哪些是重點，哪些是廢話。
所以我把所有能讀懂的口型，全部記了下來。
期末考試成績公佈那天，我的名字排在年級第一。
大三那年暑假，我接了我的第一個案子。
學校法律援助中心門口，一箇中年女人蹲在臺階上哭。
她穿着一件褪色的花布衫，腳上是一雙露了腳趾的布鞋，手裏攥着一張皺巴巴的判決書。
她把判決書遞給我時，手一直在抖。
“律師，他們說俺男人是自己摔下來的，不算工傷，可那天明明是包工頭讓他上去換燈泡，腳手架是壞的，他們說來不及修，讓他將就着用......”
“他就摔下來了。腰斷了，人廢了。他們一分錢都不給。”
我低頭看那份判決書。
法院判了，但判的是“證據不足”。
包工頭說沒有僱傭關係，開發商說不知道這個人，勞動仲裁說過了時效。
每一個環節都在推，推到最後，就是一條人命沒人負責。
我拿出平板，打字給她看。
“阿姨，這個案子我接了。”
她看完那行字，愣了很久，然後抓住我的手。
“你、你真是律師？”
我不是。
我雖然只是個大三的學生，連律師資格證都沒有，不能獨立代理案件。
但我可以做一件事。
幫她寫訴狀，幫她找證據，幫她整理所有的法律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