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狀元採訪時，我在鏡頭前解開領口，露出脖頸上曖昧的吻痕和刺青。 “我被包養三個月了，她是讓我熬出原生家庭的唯一救贖。” 我爸腿一軟差點摔倒，我媽扶住他，嘴脣哆嗦着說不出話。 哥哥最先反應過來，擋在我面前讓記者關掉直播。 我平靜地推開他，從包裏翻出一沓文件。 我的家長簽字條，簽字人永遠是鄰居張阿姨。 哥哥出國留學的匯款單，和我同期被停掉的鋼琴課收據。 我十五歲時獨自掛號精神科的繳費單。 我沒有理會輿論的兩極分化。 當衆拿出斷親協議，要求他們償還三十八萬七千兩百塊。 這是十八年來我被他們拿走給哥哥的所有競賽獎金。 母親沒有辯解，當天低價賤賣了家裏的老房子。 把首款轉給我後，父親還讓我在外面照顧好自己。 我沒有絲毫動容，當着他們的面撕碎了清大通知書。 只留下一個銀行卡賬戶就出了國。 我爸在後廚洗碗，我媽去工地搬磚。 我哥設計院的工作被辭退，只能同時跑三個平臺送外賣。 直到第三年，最後一筆錢還清。 那天，我的律師帶着一把新房鑰匙和一本存摺，敲開了他們的門。